历史在你我身边(14)_林达

一四

　　三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随着同时从解放军体工队退伍的朋友，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员。1961年8月30日，经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他的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了家，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在中学教体育，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怎么看，也当是个平稳生活和简单履历。

　　谁也没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自己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你这个年龄，都知道的，那时候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是靠着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和老娘都能日子好过些。”不用细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是持续三年的饥荒。余吉利是个顾家的男子汉，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

　　六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十年下来，上海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改造着自己的思想，追求进步。可是，总有另一面的存在，总有着一些特别的口味，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总有些和上海历史、和上海市民特质相连的东西，似乎难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和他讲着大道理，他不会和你争，道理太超越生活，他会在肚子里暗暗有落低的评价。总有一些人，留在旧日的世俗心态中，不肯紧巴巴地要求进步，感觉跟不上，会索性放弃。余吉利是个天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人，小时候没有吃吃力力逼自己用功读书，现在也不会勉强自己赶潮流。四年体育兵的经历，并没有使得余吉利发生太大改变，他本质上还是那个独立执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到上海，他回到原来的朋友圈子，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圈子里，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个迷人都市，本质的熟悉大于未曾谋面的陌生。在他们眼中，香港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成为邮寄食品的来源，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可以获得食品接济。就在这个时候，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此传言不虚。当时，城市的饥饿状况和农村相比，已是堪称天堂。乡村大量断粮，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但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人数只不过约五十人。1961年7月，在饥荒现实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的政策。1962年4月下旬开始，广东开始出现大批民众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已是1963年，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的时候，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了。

　　在广州探听的结果是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广州打听情况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他的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了口信。可是，一切都晚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到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的时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了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余吉利承认了是想去香港，想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可希望还是落了空。他被定为议论偷渡、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一类，最后处以三年劳教，先送往收容所，然后在武装押解的大卡车里，送往安徽南部的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四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作为上海市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离上海二百七十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就像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地缝，余吉利只见自己正飞速往下陨落，又像是落在一张大网之中，无法挣脱。说到这些，他如同回到当年，摇着头连连说“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的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在那个年代去白茅岭，就带着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到株连。

　　在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的照片上，显得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余吉利用蓝色钢笔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

　　余吉利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尤不善文字。想到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可能坦然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这故事被人忘掉。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着一丝侥幸心情，企盼自由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他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他还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他可以重新回家拥抱两个女儿；也许，那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也必须继续“留场”，没有一个“刑满回家”的期限。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白茅岭农场分流五队，三年后劳教期满被转到分流四队。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类型，可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因为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得李梧龄在他去世前留下的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李梧龄的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食物。

　　退伍离开了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的全国二十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参加上海市业余队，和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在单项比赛中，余吉利在轻中量级中获得第三名。这一次，三十六岁的老将周士彬获得了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意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二十八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又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工业和农业刮起了一股浮夸风，教育、体育也无不拖入其中。我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就顺势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接下来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饥饿恐慌，自然不再提起“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而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样的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1958年的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都声称要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也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的各个学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了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事故。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消息频现，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的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二十年，这项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儿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爱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之后，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他们等过的，余吉利苦苦等候着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五年过去，1963年，拳王余吉利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已经五年，三十三岁了，那是拳王运动生涯的最后关头，他度日如年。就在这个时候，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迁港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曾经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七十七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渴望拳王的心已经被他埋到心底的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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