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13)_林达

一三

　　§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一

　　最早读到余吉利这个名字，是在李梧龄先生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1958年，二十二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往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待他重新回到大学和专业，已经是二十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经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的上海人提起白茅岭，就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在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还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了那个时候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去，大家不深究，也不大关心，都相信既然政府送你去，总有政府的道理。不然为什么送了你去而没有送我去。虽然一批批地被送走，在总人口里终是少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留在多数里。那些人在被送走之前，多半也是这么想的吧。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到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淡忘也自然，而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也许余吉利太特别，因为他曾是中国拳击比赛的全国冠军。记得读到回忆录中这个冠军头衔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将信将疑，直到多年后，余吉利真真切切地出现，我才相信：一本回忆录，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里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看下来只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地在眨着，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得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得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也叫霞飞坊。那是老上海一条典型的“新式里弄”，当时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并不是法国人建的。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投资建造，整整一大片整齐的三层砖木结构住宅，到今天也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却坐不住，是个特别顽皮好动的孩子，后来进了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大学生，叫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个五六岁，从黄晓阳家的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的家。余吉利回忆说，他们两人经常玩在一起，活像是亲兄弟。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把他称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他正在长大，却依然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上海自开埠就是开放城市，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这地点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一带。在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而拳击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传入上海，在租界地区流行。那时候，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一个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了体育干事艾克斯纳（Exner）前往上海，协助成立青年会体育部。194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举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 B.Reich的法籍犹太人，还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各会的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到青年会，让他在那里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也刻苦，他对拳击非常投入，长进飞快。

　　二

　　时局在动荡，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同年5月27日进入上海，十九岁的余吉利沉浸在自己的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迷恋的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然是拳击运动的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拳击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则由当时著名的中国拳王周士彬担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二十四岁的周士彬已经成了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着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了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四十余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也非常单一，他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是简单地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的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体育运动的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样的变化，只要能够继续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马厅，成立了足球队，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这样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的照片。看着照片我顺口问过：“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地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了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亲去世。此后不久，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找到他，问他是不是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地参军去了。他一定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穿上军服觉得很是神气和光荣。我是从一张照片上看出来的，他和另外两个战友，特地穿上不同军种的军服，照了一张“海陆空”并列的侧影，怎么看都像一张征兵宣传画。

　　五十四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他小心地在我面前打开。证书很历史，折痕处已经有了破洞。证书上方，是对称兜挂的红色军旗和五角的八一军徽，下面坦克军舰俱全，两边战斗机凌空而起。底部的绿色枝叶缠绕红色缎带，托住了粗粗重重的宝蓝色边框，色彩浓烈。当时还没有流行简体字，证书是繁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　余吉利同志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没有断句，标点符号都是此刻我加的。发证日期是余吉利参军半年后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是全国运动会的前身。运动大会上，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的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的全国冠军。我看到一张报纸上模模糊糊的照片，记录着当时余吉利的战绩。

　　那一年，余吉利二十三岁。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