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12)_林达

一二

　　历史警醒的落点

　　今天，不论是寓真文章的发表，还是接下来的评论，都说明时代在进步。过去唯恐被告密的言论，现在居然公开讨论。这个进步就是我们从“文革”结束后，开始逐渐建立和推进的法治，在一个个不同领域，渐渐划出“罪与非罪”的界限。凡是经历“文革”的人都明白，这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大家也看到，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还远远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的标志，仍然是留有“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带。法律界定应该非常清楚，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三十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就是“突破原来不合理的规矩”。有两种改法，一种是从改规则开始，也就是先制定新的法律，行动在后。而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是行动为先。假如“行”得通，规则的制定再跟上。按这样的顺序，摸石头的改革者处境就很悬。记得一个很聪明的女孩说“摸石头摸出一个鳄鱼背”，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一项改革受肯定的时候叫做勇于创新，被否定的时候就可以说是犯规违法——既然新规则还没出来，突破老规则自然就是违法、就可能受惩罚。

　　这也包括观念革新，它也和“罪与非罪”概念紧紧相连。在聂绀弩的时代，批评政府被划在“罪”的范畴，是大多数人无罪受罚的根源。在今天，划定这一类的“罪名”界限时，鉴于历史教训，就理应特别谨慎。政府必须给出非常清晰的刑事罪行的范畴，不属于这个范畴，就是合法的。法律不能随意把一些合法的议题划入“罪”或“类罪”加以惩罚。否则，历史进步就还没有突破本质的转折点：虽然今天在数量上聂绀弩们大大减少，却仍然有人无罪受罚。这些人的存在，也在阻吓其他公民行使自己正当合法的公民权利。受阻吓的人群可能仍然是数量不小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健康的。

　　在这个状态下，“告密者”就不会绝迹。国家没有正确界定“罪与非罪”，民众就不可能有清楚的判断。可能会有大量民众把“非罪”言论行为当作危害国家的罪行去告发举报。这个时候，说要把“历史警醒”落实到对告密者个人的道德教育或者耻辱阻吓，期待以此杜绝告密行为，都是不现实的。很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是道德的，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安定，虽“灭亲”却有“大义”在。而对于一些明明知道自己在做错事的告密者，也很方便就给自己提供着合理借口。“罪与非罪”界限明确的法治社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步。否则，告密者盛行，无罪者可能受罚，和谐从哪里来？

　　建立公平善意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再回到寓真文章，也就是再回顾聂绀弩时代。那个时代太残酷，“罪”的范围越划越大，惩治越来越严酷。很多人只是因为说错一句话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一次次运动下来，社会被划分为“整人和被整”两大块，中间地带也并不安全，社会在合理借口下鼓励告密者，中间地带就在不断被重新划分。出于各种原因，告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文革”走向极端，民众处在极度惊恐不安的社会状态下，许多人（包括未成年孩子）在逼迫、压力下屈服，或者被扭曲；尤其是孩子在无知状态下，扭曲原本正常的亲情伦理，自以为在行大义，待时过境迁，理性恢复，则终生留下心理阴影难以摆脱。也有许多人在合理借口下释放了人性恶的一面。人性原本复杂，可以说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一个良性社会可以诱发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会激发人性恶。“文革”中一代学生都耳闻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对老师的虐待、酷刑甚至谋杀，这种整整一代人被扭曲的后果，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都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无法避免涉及一些个人，不论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是小人物。正因为那个时代残酷，正因为被告密的人可能受到严酷对待，聂绀弩就差点死在牢里，所以大家都明白，今天对告密者的揭露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因此，在涉及他们的时候，首先应该以谨慎、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事实。

　　举个例子，对吴祖光，寓真文章提到：“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并没有提到那个“有心人”是谁。

　　在别的文章里，我读到的聂绀弩案的检举人名单列有吴祖光。虽然说明，那是“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那么吴祖光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写了些什么？他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告密者，这不应该是一个轻率处置的话题。

　　吴祖光父母在上海的家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读这些文字，我不可能不联想到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文章中的一个名字。

　　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处处都是圈套。例如，在寓真文中提到：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

　　于是，聂绀弩在交代中坦率承认自己议论了江青的私生活，这在当时可以成为是“恶攻”的死罪，他在交代中提到：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又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事实上，这些“胸怀坦诚”的交代，很可能又进入了戴某、罗某女儿的档案，成为聂绀弩“揭发”他们的材料，虽然他自己感觉可能只是襟怀坦白、无意伤害他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文革”整人和被整的复杂性。从寓真文章的档案材料来看，吴祖光和聂绀弩的谈话，相比聂绀弩交代的“议论中央领导人”，几乎不算什么。所以，即便真是吴祖光写的交代材料，完全可能是在无法逃脱的交代逼迫下，写的一些他自己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交代，写出来既应付了逼迫，对朋友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可是，假如我们在今天草率对待历史，我们可能真正伤害一个并无过错的人，置无辜者于不义。

　　今天回顾历史，应该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善意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法治社会的建立，对犯罪的明确界限，铲除告密者生长的土壤；同时，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理当不简化看待历史，不草率对待他人。否则，在我们批判着那个时代的同时，却还是不能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和那个时代切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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