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6)_林达

六

　　在一个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是法律容许的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但发生违法暴乱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重大外交举措不可以隐瞒民众。而1919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释放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5月6日当晚十点，蔡元培紧急召集北京各大学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学生代表。罗家伦回忆：学生代表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唯一赞同这个妥协的是罗家伦：“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校长们说：“我们可以以生命人格为担保。”还告诉学生代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罗家伦说：“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复课好了。”其余学生领袖都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离乱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过去我们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学生一节，现在下文已经渐渐为人熟知：学生出狱，蔡元培就离北大而去。留下的一封辞职信里引用的典故成为学生们费解难猜的谜：“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罗家伦回忆说，学生们纷纷去请教国文老师，让那些被新文化运动冷落的老夫子们好好得意了一番。对于当时北大学生的国文水平来说，这实在没什么难懂的。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或不相信他们读到的意思吧。蔡元培清楚地看到，虽身为校长，下面的局势他无力回天。

　　下面是没有了校长蔡元培的学生们自己运转的北大。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北大学生走向全国，派去的学生发回密电，告诉北京同学“可以相机发难”。于是，学生领袖分两天派出几百名学生去街头演讲，这样就又有人被抓捕。这次学生被捕已经不涉命案，可以有慷慨以赴的气概。同时，学生被捕本身又可推出下一个高潮，罗家伦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发出学生被捕的电文，成为各大城市新的耸动新闻。南下点火的北大学生，遂发动劝说上海商家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面前，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说：“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章宗祥的儿子也是清华学生，和梁实秋同宿舍，“五四”后悄悄离开学校。但是他的床铺被同学砸烂，衣箱私人物品被四处乱扔。梁实秋对此尤不能认同。那一年，梁实秋十六岁。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还有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在临时拘留所里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学生更不肯出来，“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当时民众与官府的力量对比可见一斑。直到“五四”五个月后，学生会派罗家伦去请回蔡元培，蔡元培“慨然答应”。也许，蔡元培看到，五个月下来，已是学生“可小休”的时候了。事实上，到年底，北大学生为另外事情，和政府又起过一次冲突，罗家伦也为首领。可是，如蔡元培预料的，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也许还应该说，运动是短暂的事情，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自然会衰落。可惜热血沸腾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适时机见好就收。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潮。罗家伦在总结“五四”影响的时候，不认为表面胜利是重要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推动形成民众组织和扩大新文化运动，“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罗家伦入学北大那年，恰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同一年，他最清楚地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学生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致“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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