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7)_林达

七

　　提到北大学生1918年的总统府请愿，罗家伦说，这是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事，他还说，“（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五四”以后，北大更是脱离不了政治了。不仅“五四”是必然的，此后中国的轰轰烈烈都是“事有必至”。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需要自己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有道德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处在如北大、清华这样精神上层的青年学子。“五四”这样的大事件于青史留名，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正确性，支撑起了一代代前赴后继青年学子的道德感。这其中包含着牺牲、流血、牢狱，因而使得任何要往深处走一步，提出批评检讨的人，都可能在道德上先输一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从困惑开始而寻出它背后必然的负面效应。二十三岁的罗家伦，反省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十六岁的梁实秋。“五四”建立的清华学生会，在此后有权评议学校事务。梁实秋担任了几年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即便不殴人纵火“暴徒化”，那种“决策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士化”，以及梁实秋看到的失去个人独立而从众的状态，仍然有着致命吸引力。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运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对一个国家的毁坏更会超过对它的正面推动。虽不断有人意图改善运动和它的领导组织，却看不到此乃硬币之两面，弊端与生俱来无可根治。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五四”以后，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称“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你们做到登峰造极处了。不知学生听了是否全当作夸奖吞进肚里。蔡元培又转回来表示，真正寄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和未来国民是“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在“五四”前，胡适和陈独秀两名教师、罗家伦和傅斯年两名学生，在北大受到保守派最大的压力，然而“胡适虽然同情学生诉求，却认为这场运动也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不仅破坏了北大的教学制度，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也促使他放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作出这样思考的胡适，“五四”那年二十八岁。他此后一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却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不同于寻常的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在此后中国动荡的局势下，他们不可能远离政治，也没有放弃当动则动。可是，他们和“五四”那年四十岁的陈独秀，有着明显不同。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许德珩说，这是蔡元培在嘲讽当局；更多的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仍称之为谜。我想，他的心中其实是有答案的。

　　1919年5月9日凌晨，给北大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元培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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