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5)_林达

五

　　§“杀君马者道旁儿”

　　——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最近在读罗家伦女儿罗久芳纪念父母的文集。先浏览了出版后记。作者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罗久芳希望，这样安排，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读罢，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和中央大学（1931年至1941年）校长，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推手。罗家伦以他三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多年游学欧美的见识和过人的魄力才干，给梅贻琦继任主持清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样，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故国后人所了解。这本书面对的不是学者、研究者，而是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它也不是对先人歌功颂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让我们有机会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辈和他们的旧时代。那个时代并不因其远去就和我们毫无关联，它是我们经历的新时代的母体。例如，罗家伦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我们现在年年还要纪念的五四运动。

　　我们看前辈学人，会有个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正襟危坐的模样，便以为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形象，而忘记他们也曾经年轻，曾经也是嬉笑怒骂、活蹦乱跳、口出狂言的毛头青年。读到书中对“五四”的描写时，不由想起自己中学的教导主任杨漱敏，她是九三学社创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视眼，一头短短的白发。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她主动向我们回忆当年的亲身经历。当年那些课本上的说法我都忘记了，留下印象的就是亲历者的细节，说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会儿要跑，就拼命跑，要站住，就满街挤个水泄不通。小姑娘杨漱敏最惊讶的是，看着两个男同学被挤得跳进了街边一口大大的空铁锅。还有回到学校又如何兴奋得很多日子静不下来。这让我知道这些事件不是历史课本上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参与者多为比我当时大不了几岁的学生。

　　五四运动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没有归还中国。这里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还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参战程度，涉及巴黎和会的力量配比，种种复杂纠葛导致出这样一个结局来，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只能说，这样的结果在当时的北京各大学里，必会引发出一场以爱国为主题的学生运动来。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汝霖）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章宗祥被殴重伤，一度生死不明。读“五四”的罗家伦回忆，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正是围绕这一历史细节前前后后的故事。

　　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经有过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更因其后者被称为“五四干将”。这个干将在1918年发起请愿是二十一岁，“五四”那年是二十二岁。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发言。他二十五岁才进入北大，1919年二十九岁，是学生中年长的一个。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会上刘仁静挥动小刀意欲自杀，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当时十七岁。后来代理北大校长、也是后来的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一些书中称他为“五四学生领袖”，其实不然。“五四”那天阴差阳错，他本来要被学生推选为副主席的，结果被一个同学打了一拳，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四运动脱离干系，再无瓜葛。傅斯年当时二十三岁。

　　关于发生在曹府的故事，现场目睹的人并不多。许德珩当时在场。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驱，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当时也在场。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用人把他抬出曹府送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学生们“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章宗祥当时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我还亲眼看到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曹家的室内陈设被学生们纷纷砸碎，包括众多香水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火柴）开始放火。他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罗家伦出了前门，可是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几十人尚在曹宅来不及出来，被军警逮捕，其中就有许德珩。

　　“五四”当天，一场民众抗议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国运动，就以一个纵火及殴人重伤的高潮告终。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更何况中国民众大规模请愿干政，还是初试牛刀，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我觉得好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运动”本身就有制造问题的能力。一旦问题被制造出来，一是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而引发运动的国家大事反而退而为其次；二是新问题可以成为“运动”的进一步推动力。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讲的这些细节，历史书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在当时，大多数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的。

　　不到二十二岁的罗家伦“五四”那天回来累得倒头大睡，第二天起来，还在奔走，并且参与了全体通过的北京学生罢课决议。在一年前那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运动时，事件一发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就立即辞职。最后学生表示退让回校，又由罗家伦等学生劝说校长回来。这几个学生有个基本概念，就是不能伤害北大。为此，发起运动的罗家伦还被顾颉刚痛骂了一顿。1918年，顾颉刚二十五岁。这一次，“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抓，蔡元培根本不提辞职，而是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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