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4)_林达

四

　　最有意思的是郑超麟描绘的这种变化的过程：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阶段没有立即混乱，是因为官府构架基本没有大动，只是改了称谓。“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和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为‘都督’，‘知县’改为‘知事’”，渐渐地，“县府二级撤销了”，变革在继续，开始实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郑超麟还记得：“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引人注意。”

　　变化的后果在渐渐显露出来，“辛亥”后的“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开始起作用了”。“‘老爹’背后没有了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人们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那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私盐也管不住了，“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

　　卢知事想整顿，抓了几个私盐贩子，“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杨家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见形势不好，便从后堂逃走了”。

　　城里开始闹事，“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部分是普通市民”。最后事情的解决，“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他一口山东口音，当地人还都听不懂，“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了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最后总算没有酿成暴乱。

　　“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而且，还是一个讲着当地人根本听不懂的方言的“前官员”，这给郑超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晚年郑超麟讲述这段故事时，循着他的理论，还在扼腕叹息：当时没有出现“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同一章节里，郑超麟告诉我们，当时漳平最基本的氛围还是“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有皇帝”。

　　这些个人回忆让我们了解了，辛亥革命存在的上下脱节状态在乡村和小县城是如何具体表现出来的，也让我们看到变革时代制度衔接之重要，看到变革的循序渐进为何要顾及复杂的社会民众层面的种种因素。

　　谈到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常常只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转折，民众似乎必定是欢迎进步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行进中的列车，如果突然做出一个“历史性转折”时，车上有多少人会因猝不及防从车窗里被甩出去；大历史也不会告诉我们，那个被甩下去的人怀抱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在宏观的大历史之下是不被关心的。可由于不关心，社会民间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此消失了。消失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教训，而历史也因此缺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不能给我们提供它的复杂性、提供让我们谨慎行事的依据。

　　两部传记和回忆作品只是讲述了一点个人故事，却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提醒人们在大变迁的年代，注重牵动民生的细节，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千千万万个郑品三，他们只有短促的一生，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梦想，不论是以什么名义，都不应该被轻易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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