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53)_林达

五三

　　自国民公会成立、宣布法国共和之后，国民公会挣扎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它以暴力夺权始，在最后又面对一场暴力政变。虽然政变未遂，国民公会也气数已尽，在弹压政变的二十天后，就宣布解散。正是对这场未遂政变的镇压，推出了当时闲居在巴黎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在他的指挥下，几排炮下去，轰倒了两三百人。刚刚二十六岁的拿破仑，扶着依然青烟袅袅的大炮，望着那两万多个落荒而逃的暴力政变者，若有所思。也许，对于拿破仑，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验。四年以后，拿破仑率领军队攻下议会，为法国的暴力夺权历史，又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拿破仑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谓的“大革命之子”，却在尝试脱离本来难以脱离的局限。他不去持续这个难缠的循环，而是试图弄明白，经历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后，当下的巴黎人、法国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回到仰首翘望着的民众面前，对着这些当时全世界都公认他们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布说：革命，完结了！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拿破仑并没有被巴黎的民众作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当年在街头提着短刀和长枪寻找革命猎物的民众，如今早已厌倦了革命。拿破仑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做带领他们逃离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纳了。是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不是因为他更革命，而是因为他在革命走向极端之后，得到一个机会，由他来宣布结束革命。

　　接着，三十岁的拿破仑坚持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向外面对欧洲，也向内面对法国，这让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够在欧洲战场上统兵横扫千军，又能够精干地以自己的理想和规划，重新改造法国。

　　十年的大革命，并没有机会向法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巴黎人依然陌生。虽然在整整十年里，这个国家最时髦的称呼就是“公民”。进步的成果，并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因此，虽然他们砍去了君王的头颅，表现了最激进形态的革命，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

　　拿破仑是意大利人，却很了解他的法国子民。掌权三年，表现了自己的才干之后，拿破仑大胆地把手伸向了法兰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场由法国成年男子参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两个问题表决，他是否应该终身执政？他是否应该自己选择继承人？结果是，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五票赞成，八千三百七十四票反对。这场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两年，拿破仑再次举行公民投票，这次的问题只有一个，他是否应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那是法国人在1804年5月22日作出的历史抉择：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三百二十九票赞成，二千五百六十九票反对。这不是什么君主制的“阴谋复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同一批法国民众，又兴高采烈地迎回了他们的君王。

　　对于这一切，拿破仑是太明白了。拿破仑是一个最讨厌繁文缛节的人，却在履行皇帝的一切传统烦琐礼仪细节上，极其用心。他坚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种种例行旧规，只是为了让巴黎的民众对壮观的场面“感到满意”。在他加冕的时候，他坚持请来了罗马教皇。仅仅在几年前，焚毁教堂、屠杀教士与修士的巴黎民众，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欢呼，天天聚在他暂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

　　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尽管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欧洲文明千年发展的结果，可是，这个理想，在伏尔泰和拉法耶特们心中所呈现的面貌，和底层民众心中所呈现的面貌，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为，掠夺贵族，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在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当断头台下淤血浓厚，每晚引来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里舔食和狂吠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扬“博爱”，因为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阶级弟兄的慈爱”。这些民众还处在理性发展、文明发展的“零历史”和“短历史”的阶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规范的同时，帮助他们走过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纵他们，那么，他们是多变的，也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

　　在拿破仑戴上皇冠之前，拿破仑王朝就已经开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国君主一样，拿破仑是积极在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法国的。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称《拿破仑法典》的《法兰西民法》。这似乎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只是，与当初拉法耶特们试图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过渡的君主立宪制相比，这一次，“君权”的分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个软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上，从教皇手中拿过皇冠，骄傲地自己戴上头顶的拿破仑。

　　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想做一个贤明君主，也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仑法典》的实施下，国内的混乱的状态得以制止。他上台之后，也尽可能地缓和法国内部长期以来的紧张，成千上万在大革命时期流亡外逃的法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度繁荣了法国，科学、建筑、艺术无不欣欣向荣。他的一大段功勋是落在海外，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人，还是个军事天才，他迷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游戏，也醉心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志豪情。在他最后流放的痛苦岁月里，那些过去的赫赫战功是他最后的“镇痛剂”，他对自己大叫着，“那是一个美好的帝国，……我曾经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

　　对于拿破仑的评判，伤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脑筋。结论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间摇摆，最后，这一类人的最简单归属，就是含糊其词的“伟人”。然而，这一点也许没有争执：拿破仑是嗜权的。

　　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典》里写入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无限扩大和巩固个人掌控的权力，拿破仑就必然退回封建专制。早在他加冕成为皇帝之前，拿破仑就禁止了法国七十三家报纸中的六十家，余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称帝之后，他更以皇帝的气派，把大片大片的领土，洋洋洒洒地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将军和随从，随意分封。最后，他建立起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1810年，法国已经重新修起许多小型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政治犯再不必经过什么法院的正式程序，一声令下，即可羁押。

　　在欧洲战场上，拿破仑和同样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经历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既然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口，也就会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起来和他作对。在处理国家参战的问题上，拿破仑和路易十四有着同样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出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革命”，依然还是“朕即国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国会来制止一个好战君主的世界帝国梦想。从别国得到的土地和战争赔款，就和掠夺来充实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一样，在战败的时候，又必须全数退出。法国因此而遭重创。不如路易十四幸运的是，拿破仑被流放，最后在那里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们，拿破仑可以算是善终了。在拿破仑时代，两千六百万人口的法国，有两百六十一万人被他拖进战争，上百万人战死疆场，没有看到凯旋门一眼。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这不仅是指革命的过激，给了他上台的机会，更是指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使得拿破仑的权力轻易地就可以膨胀起来，为所欲为。因此，这一点应该也没有疑问：从处理权力的方式来说，拿破仑相对于法国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帜，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经不起风雨，轻易就会扑倒。法国大革命遗留的制度修补，任务繁重，直到近年的对于总统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这个修补的一部分。

　　站在拿破仑时代，再回溯法国大革命，不难看出，在当时举世轰动，在此后的岁月中还接受了无数赞颂的这场革命，在爆发十几年之后，就速速回归专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会动荡的新革命。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