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52)_林达

五二

　　§Chapter 22 从拿破仑回归雨果

　　Invalides

　　先贤祠聚集了法国的众多思想伟人，就像圣丹尼大教堂是历代法国王室汇聚的地方一样。可是，它们却还不是巴黎最辉煌的墓葬。巴黎最夺目的金顶，是覆盖在拿破仑的灵柩之上的。

　　去拿破仑墓葬，我们总是先坐地铁到凯旋门，那是造访拿破仑光荣的起点。以凯旋门为中心，放射出十二条宽宽展展的大道，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就是这十二条大道中的一条。这个规划设计，就是由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也就是小拿破仑的时代完成的。可是，凯旋门本身与小拿破仑无关，这是一座和“老”拿破仑有关的战争纪念建筑。

　　那是发生在1805年12月，历史上著名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刚刚加冕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亲率法军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两个军团，一个由鼎鼎大名的库图佐夫将军率领，而另一个军团的将领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从两个国家的皇帝亲自挂帅出征，可以想见，虽然法国已经经历了大革命，一些最基本的旧有观念却并没有打破。那依然还是一个崇尚征战与征服的尚武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征服者依然是英雄的代名词。大革命激扬起来的爱国主义，反倒是给征战增添了燃料。“博爱”的关怀至少还没有扩展到法国的疆界之外。

　　奥斯特利茨是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村庄，这次大规模的毁灭性战斗中，近九万人的俄、奥军队，死亡达一万五千人，七万多人的法军，有近一万阵亡。在奥斯特利茨山坡下的小小平原上，尸横遍野。两万几千具尸体旁，是几万个在伤痛之中呻吟、在濒临死亡中呼号的士兵。可是，拿破仑带领的法军是胜利者。大规模死亡的惨象，战场上的幸存者们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他们依然狂热地向他们的领袖拿破仑欢呼。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向他的士兵们发出许诺：在国家所需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你们“将在凯旋门下荣归故里！”第二年，也就是1806年，就在巴黎的这个地方，安放了凯旋门的第一块奠基石。

　　三十年后，待到这个高达五十米、有着精美浮雕的拱门，在1836年完成的时候，当年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已经在他的流放地圣海伦那岛上，去世整整十五年了。

　　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笔直走下去，就可以遇到协和广场、杜勒里花园、卢浮宫这样一系列视野宽阔的空间。在中途还会遇到为百年前的世界博览会建造的巨型展厅：大宫和小宫。从两宫中间的大道向右而去，经过拄着手杖蹙着眉头急急前行的丘吉尔的雕像，又直直地接上了塞纳河上最金碧辉煌的大桥：亚历山大三世桥。顺着大桥望去，在绿化得很舒服的宽阔广场之后，就是门口横列着一排大炮的荣军院，而后面拿破仑墓的穹隆顶，哪怕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都照样闪着最耀眼的金色光芒。

　　我们顺着这条线路走过几次。感觉中，这是最能代表巴黎旅游景点的地方了。你可以想象，巴黎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是多么寸土寸金。可是，它却不是拥挤、难以透气的感觉。一方面，塞纳河的委宛穿越，从东向西，带来一阵阵清新爽人的风，另一方面，巴黎人会永远地留着法兰西古都的象征——那些大都市中一个又一个、以艺术在点缀、以历史在丰富着的，奢侈的大空间。

　　拿破仑是法国的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时期，是被恐怖本身终结的。巴黎在历经几年的断头台杀戮之后，各个正规和临时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镇压越多，镇压者自身越感到恐惧。冤死的灵魂在他们的梦中飘荡，他们相信四处潜伏着“企图暗杀革命领袖”的杀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监狱里关押着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认为是必须“镇压”的。此后的二十七天里，有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男女囚犯被斩首。而他们空出的监狱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断填补进去。

　　对于平民的恐怖统治是可能如此持续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无孔不入地进入了权力上层的争斗。罗伯斯比尔一向依靠断头台剪除政敌，但是他没有想过，若是没有极强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层引入这样的绝活儿的。一旦引开头，一切政治争论都必须归结于你死我活的结果，那是一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紧张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却是玩不久的。于是，上层的人人自危终于导致了以恐怖结束恐怖。罗伯斯比尔终于被他同为国民公会的同志，先下手为强地送上了断头台。

　　由于罗伯斯比尔从象征激进革命开始，已经走到了象征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这一天，期待他的断头。他们隐隐地感觉，这将预示着恐怖时期的结束。他们也没有去想，这样的以牙还牙又意味着什么？不论是对于旧制度的终结，还是对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终结，独立的、不受上层操纵也不受公众舆论操纵的司法公正，从来也没有真正出现过。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并不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宾的革命巨头们，在他们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为路易十六寻求司法公正的时候，有人却勇敢地站出来要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他们后来就轻松地砍掉了那个辩护人的脑袋。他们没有想过，这就是把砍自己脑袋的砍刀，也同时交到别人手中了。

　　这名死在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辩护者，名叫马勒泽布（Chretien de Malesherbes）。这位马勒泽布在路易十五时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发行检查官。他的闻名不是由于官位的显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处要职，以自己的良知，保护了当时《百科全书》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也许可以夸张地说，没有他就没有《百科全书》，没有《百科全书》和那批他所保护的思想家，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同样以自己的良知，主动要求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辩护，忧伤地说：“你的牺牲太大，你救不了我，还要搭上你自己。”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只是，有些人活着，必须听从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颠簸了五个共和国，颠簸了一百多年，颠簸到程序逐渐建立起来，独立的司法逐渐建立起来，开始和平的政权交替。这场迟迟难以结束的、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次革命，才算尘埃落定。

　　以恐怖结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是一个可悲的循环。残酷一旦开始，就在制造仇恨和复仇的循环。雅各宾余党的暴动和对他们的复仇，直至一年以后，仍然不能停止。1795年5月5日，在里昂，有九十七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经审判，在监狱里被屠杀，不由令人想起几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杀”。直到那个时候，法国人还没有明白，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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