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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1 卢梭手上的火把

  Rousseau

  先贤祠原先的设计是一个仿古罗马的新古典主义的天主教堂。所以,它的平面布局是非常规整的十字,中间逐级抬起一个穹顶。这样的平面转往室内之后,形成一个完美的纪念展示空间。穹顶彩绘本来就是法国人传统的拿手好戏,“十字”布局形成的四个大空间,如今成为大型画廊,满壁都是一流艺术家的杰作,以“法国方式”来阐述他们的历史和先贤事迹。1806年,拿破仑曾经试图把先贤祠重新回归为一个教堂,可是,几经反复之后,它最终还是以现在的面貌,凝固了下来。

  先贤祠的设想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可是,两百多年来,它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正是顺应了法国的变化、法国人的变化。追随这个变化过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先贤的定义也在变化。这个教堂原先是为了供奉巴黎的保护神圣吉纳维夫的,可是,正是在这个教堂最初转为先贤祠的时候,巴黎人唾弃了他们最早的英雄,她的遗骸被扔进了塞纳河,当然更没有作为“先贤”被请进祠内的资格了。可是,革命过去之后,在今天的先贤祠里,圣吉纳维夫的光荣和业绩,不仅高高地漂浮在拿破仑时代的穹顶彩绘里,也是画廊里最重要的主题。

  被轰轰烈烈的光荣葬礼迁入先贤祠的地下墓葬,然后又被悄悄移出的,还不止小米拉波一个。革命三巨头之一的马拉,也经历了这样落差很大的迁入和移出。至于三巨头的另两位,丹东和罗伯斯比尔,都是在断头台上了结生命,也就不可能奢望和先贤祠有什么瓜葛了。对于进入先贤祠墓葬伟人的选择变化,也是法国反省的过程。可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法国依然是困惑的。

  简化历史,那曾经是一个轰动世界的“革命”,在它之前,是旧制度的君主,存在着旧制度的一切不平等;今天,法国是一个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各处飘扬。而今天的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经是第五共和国,可是,追根溯源的话,难道不就是要追溯到巴士底狱攻克的那一天、追溯到国民公会宣布共和的那一刻吗?然而,国民公会三巨头的下场意味着什么?国民公会推出恐怖时期是否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问号,如同巴黎冬天的云层,一年年开始慢慢地集聚起来,集聚在先贤祠的上空。

  于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之后,1924年,在先贤祠几近中心的位置上,建立了成为视线焦点的一组群雕,中心底座上镌刻着“国民公会”几个大字。国民公会的领袖们不仅没有一个能够在先贤祠的墓葬中留住,甚至有多人在自相残杀中恶死。可是,他们被后人艺术抽象出来,抽象成一个洁白美好的整体英雄形象。似乎这样,他们就可以逃过具体的历史推敲。

  当我们站在大厅里,第一次面对这组白色群雕的时候,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群雕上的国民公会会员们,戴着假发,穿着剪裁合体的法国绅士服装。可是,他们的姿态对于我们来说,有着似曾相识的夸张。左右两组,以强烈的动势趋向中心——一个持剑的自由女神像。那舞台化的弓步造型动作,手臂的有力伸展,衣裾迎风张扬的表达,都是我们在三十几年前的中国所熟悉的。那是试图在法国精神的象征地,对国民公会做出一个力排众议、一锤定音的肯定。可是,我们以过来人的经验知道,假如一切是底气十足、自信经得起历史的犀利目光的,那么,这种“就是好”的艺术夸张,反而就不会出现了。

  也许,先贤祠的国民公会群雕,是法国人最后一次对国民公会的全力维护。很快,从一开始就被别处的历史学家们所质疑的一切:和理想所违背的革命血腥,无穷尽的暴力夺权的循环,国家和民众长期支付的代价,渐进改革的可能,都在逐步通过反省,走入法国人自己的视线。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在法国本土也开始丰富和深沉起来。

  在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先贤祠的墓葬群,是法国的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人物的归葬地。我们熟悉的作家雨果,也在其中。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英雄,大概就是大革命前的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了。

  我们参观先贤祠墓葬群,是在一个寒意未消的初春。墓葬在地下室,也许是阴魂聚集的缘故,骤然间又把温度降下去一大截,我一下去就打了个哆嗦。伟人们的棺木一个接一个地排放,也随着建筑基础的布局,不断出现支巷旁道,需要指示牌指点迷津。雨果和左拉也在其中。雨果的棺木安放在非常局促阴暗的一隅。我很怀疑,这样的荣耀是不是雨果所需要的。雨果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他还是一个文学家,有着对于天空和阳光,海洋和草地,春雾和秋林都非常敏感的心灵。他又怎么能够忍受这里无尽头的阴郁?

  伏尔泰和卢梭的棺木是在一个相对开敞的区域,他们面对面地在这里安营扎寨,中间只隔了小小的一条走道。生前,他们常常争辩,如今,夜深人静之际,不知他们是否会推开棺门,重开辩论?他们的墓地设计很容易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在伏尔泰的棺木前,是他的大理石像。他捧着一卷手稿,提着一支羽毛笔,脸上浮现着睿智的微笑,给人以精神上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卢梭却是一个从来不买账的人,他的棺木被设计成一栋神气的建筑,在侧面的“墙”上,写着,“这里安息着一个自然和真理之人”。他真的“安息”了吗?看来没有。“建筑”的顶端,在门楣镌刻的“卢梭”二字之下,“门”微微开启,一只手臂,从门缝里伸出。这只从棺材里伸出的卢梭之手,捏着燃着一团浓烈火焰的火把。象征着在他死后,他依然能够点燃革命,燃烧巴黎。

  伏尔泰和卢梭应该算是两代人了。每当他们争辩起来,伏尔泰总是更潇洒,而卢梭就有点急。伏尔泰的年长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时,他似乎占尽了一切优势。比起卢梭,他更富有、更健康、更放松,也更挥洒自如。这一切,使他在心理上始终处于相对更正常的平衡状态。而卢梭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必须依靠抄乐谱的手工劳动为生,长期在身体上处于相当沮丧的病态。他和周围的朋友们常常处不好关系,在论争的时候,他表现得紧张、易怒,非常容易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弄得一团糟。在心理上,几乎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然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绝顶的天才。

  伏尔泰的大理石像,站在他自己的棺木前。卢梭的棺木前,却没有这样一个塑像。这是因为,国民公会在1793年春天,决定把卢梭尊为“先贤”的时候,他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受推崇的突出象征。卢梭的雕像是高高地竖立在先贤祠门口的。今天,和他享有同等荣耀的,只有法国戏剧艺术的开山鼻祖,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戏剧大师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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