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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先贤祠的诞生,是由于小米拉波在1791年4月2日的病逝所引发的,可是,既然最后决定建立的是先贤祠,而不是小米拉波纪念堂,那么就应该再推选出一些已经去世的革命伟人送进去。革命刚刚开始一年多,还没有什么参加革命的伟大人物去世。所以,只能到革命之前,去挑选那些推动引发了革命的先驱者。结果,首当其冲入选的,是伏尔泰。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是1791年初,还在事实君主立宪制的制宪会议期间。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中,在上层,这是一个最理智也最温和的时期。是拉法耶特们还在制定宪法,讨论通过《人权宣言》,制定法律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象征着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家伏尔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认为是一个革命伟人,是十分自然的。

  革命,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带着极大的幻觉的字眼。在法国大革命中,前期的革命和后期的革命,肯定不是一个革命。在拉法耶特们和在罗伯斯比尔们的眼睛里,革命也一定不是一回事。

  伏尔泰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形象”。回顾他的一生,他从年轻时因文字惹祸,进入巴士底狱开始,就不断地在与旧制度搏杀。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投资成功的百万富翁、法国贵族们的崇拜对象,甚至是多个欧洲君主的朋友。

  伏尔泰进入老年以后,他的生活变得非常舒适。1758年秋天,在伏尔泰六十四岁的时候,他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买了一栋古老的宅邸。这个选择,仍然和他以笔作剑的生涯有关。他和路易王朝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他既是法国的骄傲,也是常常要惹出麻烦的异议学者。住在这里,他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可以享受他所喜爱的安静的乡居生活,同时,一旦有了麻烦,他一抬腿就可以离境去瑞士。这就是伏尔泰的一生,始终处于光荣和流亡之间。好在最后的一刻,还是在巴黎度过了辉煌的一瞬。

  在这个边境小城,伏尔泰高价买下了一块世袭贵族的领地。因此,几乎应该说,此刻的伏尔泰,已经成了一个封建领主。在法律文件上,有“图尔奈伯爵”的签署,在大门和银盘上,有着贵族的纹章。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是法国向旧制度出击的一个最勇敢的人。

  就在晚年伏尔泰在有着自己私人小剧场、小教堂和加工厂的小领地里,过着优裕生活的时候,他开始卷入一系列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冤案,为他们的冤屈而奔走呼吁和申诉。

  在路易十六废除迫害新教徒的法令之前,法国对新教徒有着非常苛严的规定。他们不能担任一系列职务,从普通公务员到律师、医生,甚至杂货店主、铁匠什么的,都不行。假如不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就丧失了许多权利,假如私下举行新教仪式,男人可判终身苦役,女人可判终身监禁,主持的教士可以处死。由于社会的发展,这些古老的律令,就像对于书籍、对于异端学说的禁令一样,在统治的中心巴黎及其附近,并不严格执行。而在偏远的落后区域,尤其是在历史上教派冲突激烈,有过世代的冤怨相报的落后地区,就会借助这样的律令,实施宗教迫害。

  伏尔泰介入的第一个案子,卡拉斯案,就是发生在法国南方的这样一个地区:图鲁兹(Toulouse)。在图鲁兹,1562年天主教曾经大规模地屠杀新教徒。在长期的残酷争斗和血腥的刺激下,这里的人们呈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宗教狂热。1761年,这个地区根据古老的苛严律令,连续判处了两宗涉及死刑的案子,第一个案子处死了四人,第二个案子,就是卡拉斯案。

  第一个案子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严刑峻法和宗教迫害的结果。可是,它的判决在当时确实是“有法可依”。而卡拉斯案不仅是个冤狱,而且被告卡拉斯被残忍地酷刑处死。

  卡拉斯是个新教徒,普通商人,有六个孩子。大儿子安东尼学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师执照的时候,才发现新教徒在当地不准当律师。他起初想隐瞒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张天主教徒的证明。可是,事情败露。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改变宗教信仰获取律师资格。可是,挣扎在非此即彼的强制选择中,他痛不欲生,一度非常潦倒。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一家和安东尼的一位朋友,在一起共进晚餐。晚餐之后,安东尼去楼下,许久没有上来。两个人下去找,发现他已经被吊在门柱中。他们放下安东尼之后,一边通知他父亲,一边找来医生。可是已经回天无术。

  糟糕的是,当地还有羞辱自杀者的愚昧法令,甚至他的财产都要没收。卡拉斯仅仅是一念之差,要家人宣布他儿子是“自然死亡”。可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已经有围观民众。闻讯而来的官吏不仅笔录了“自然死亡”的供词,还检查了安东尼脖子上的勒痕。他当然不相信这个谎言。于是,命令他们第二天应讯。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说了实话,说是自杀。可是警察局长却不肯相信,以谋杀起诉卡拉斯,把谋杀的动机归为“企图阻止安东尼改信天主教”。

  由于卡拉斯一家曾经提供了虚假证词。不能说警察局长就不能做此怀疑。起诉是正常的。假如卡拉斯能够得到公平审理,这是一个正常的司法诉讼。可是,这个涉及宗教的“谋杀嫌疑案件”,激起了当地上上下下的宗教狂热和宗教复仇情绪。在法庭上,卡拉斯被判有罪。由于不认罪,他受到中世纪留下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拉伸脱臼,他被强行灌水,躺在十字架上被铁棍毒打。两小时的折磨以后,他被吊死,当众焚烧。卡拉斯至死坚称自己是清白的。那是1762年3月10日。

  卡拉斯死后,财产被没收,一家人继续受到迫害。他的小儿子吓得逃到瑞士。住在靠近瑞士边境的伏尔泰,在事情发生两个星期以后,听到这个故事。正因为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因此伏尔泰听到这样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感到极为愤怒。他立即对案件本身展开调查和取证。他亲自和卡拉斯的儿子谈话,也找到熟悉当事人的证人,和卡拉斯夫人通信,等等。

  在收集了足够的证据之后,伏尔泰向律师咨询,并且出版了一本《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的小册子,还出版了著名的《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伏尔泰向自己的学者朋友们呼吁,要求用他们的笔,为平民受到的非人道对待呼吁,为反对宗教狂热呼吁,为“呼唤欧洲的良心”呼吁。他对阿朗贝尔写到,“正是沉默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在伏尔泰的影响下,卡拉斯案成为法国历史上的最著名案例之一。募集的捐款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包括英国、俄国和波兰的君主。巴黎的名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将此案提交国务会议上诉。事情发生三年以后,终于上诉成功,宣布对卡拉斯的判决无效,他的家属获得了三万里佛的财产补偿。消息传来,七十高龄的伏尔泰喜极而泣。

  那是1765年的3月,二百三十六年前的法国。伏尔泰能够身先士卒,对学者提出做“欧洲的良心”的要求。他们在用理论阐述和探讨人道、宗教宽容、公正等哲学问题的同时,能够为普通平民在即刻所遭受的迫害而呼吁,能够在写作的同时,从事具体的募集捐款和调查申诉,能够得到欧洲封建君主的支持,而路易王朝的政府也能够对上诉作出纠正错判的回应。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能不使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掩卷沉思。

  此后,晚年的伏尔泰持续地为平民申诉冤案,投入大量的心力,一直持续到他八十多岁高龄去世之前。因此,制宪会议的拉法耶特们,会首先想到要把伏尔泰移入先贤祠,实在并不奇怪。

  1791年4月4日,先贤祠的第一个“伟人”小米拉波,在当时被称为“历史上最大和最著名”的送殡行列之后,安葬入祠。一个多月后,1791年5月30日,制宪会议决定将伏尔泰也迁入先贤祠。

  只是,先贤祠的第一个伟人小米拉波,在一年多以后,被发现他曾经在路易十六那里许诺,协调君主和议会的关系,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为此向路易十六索取了二十万左右美元的钱财。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其实,小米拉波白天革命,晚上整夜挥霍作乐,在当时就是公开的秘密。1794年秋天,他被默默地移出先贤祠,迁葬他处。

  倒是伏尔泰,今天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先贤祠的地宫里。在他的棺木上,写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它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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