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38)_林达

三八

　　§Chapter 16 消失了的雅各宾

　　Couvent et Club des Jacobins

　　沮丧地回到住处，我们和卢儿聊起九曲回转的“寻找雅各宾俱乐部”的过程。我们讲起旺多姆，讲起“Ritz”奇遇。卢儿叫起来，Ritz！你们去Ritz了？我说，是啊，怎么啦？她激动起来，那可是巴黎最高级的旅馆哇。我们因为始终没有转到客房部，所以，自始至终没有发现那是个旅馆。这一下，连我都想起来了。我是在有关英国王妃戴安娜的报道里，看到过有关巴黎最高级旅馆的报道的。我问，那就是戴安娜的男友多迪的父亲开的那家旅馆吗？卢儿说，应该是啊。

　　我开始试图向她形容。可是，一开口就发现，“百闻不如一见”之类的老话，在这个时候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于是放弃形容，神气地对来了半年的“老巴黎”卢儿说，还是我带你去吧。真能进？我底气十足：能进，我们不是已经进去过了吗？根据在美国的生活经验，经营性的旅馆，怎么能不让进。

　　接着，告诉她，我们是搞错了，我们应该不是在旺多姆寻找，尽管原来的雅各宾修道院在那里有个入口，可是旺多姆那一圈都是大革命以后的房子了。我们于是谈到如何绕到了有着玻璃盒子的小广场。没想到，卢儿居然又激动起来，说这玻璃盒她早就想去看一眼了。那是一个著名西班牙现代建筑师波菲（Richado Bofill）的作品。不过，她补充了一句，在她看来，那个建筑师做了不少难看的东西。于是，卢儿和我们一起大笑，说，还是名人好啊，知道难看，大家还要去看。最后，我们决定，再去一次那里。

　　“Ritz”旅馆却没有能够再次进去。那两个上次“失职”了的“宫廷”警卫，在我们一踏入大门时，就坚决地将我们挡了出来，说是只有住客能进。我们又在飘扬着“自由平等博爱”三色旗的巴黎，长了一个见识。在美国，假如是经营性旅馆，不论多么高级，都没人敢拦。一拦就得上法庭了。

　　除了和卢儿一起看看，我们对没找到“雅各宾俱乐部”，还是不能释怀，想再去撞一次运气。再说，不是还有“费扬俱乐部”也在附近吗？这些俱乐部，既然激昂，就必然容易分裂。“费扬俱乐部”就是从“雅各宾”里面分出来的。

　　法国制宪会议的身份其实并不仅仅是制宪，而是身兼数职。它担任的不是国家在正常运行中的一个制宪工作。

　　在美国，革命以后的制宪会议，那只是一个“会议”。因为美国革命以后，迅速回到革命前分治的状态。这些分治区域原来的一套政府机构，并没有被摧毁。所谓制宪和建立联邦政府，只是大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联合起来，随之需要增强一些必须的管理机构罢了。平常日子照样在过，只是抽出一些代表，开个会而已。这样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制宪环境。

　　美国也有比法国复杂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整体国家。正因为是来自十三个分治区城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协，严重影响一个相对独立区域的长远利益。所以，代表们无比谨慎地在那里对待自己和民众的关系问题。他们知道，只要代表们的具体分歧，甚至他们有分歧的迹象传出会议厅的大门，都会引起民众的不安和骚动。而这种骚动一旦介入，一切都完了。这就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是秘密会议的原因。

　　当他们在里面吵得不可收拾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提议去请牧师，带领大家祈祷，以放弃“唯我正确”的看法。大家同意了。他们甚至不敢马上去做，生怕牧师的出现，会引起民众对于会议分歧的猜测。民众一旦注意到了代表们的分歧，就会起来表达对自己一方代表的支持，这种支持自然会形成对代表的压力。他们的退让和妥协就更加困难。想想广场上有那么多民众在激烈地支持你，你还怎样让步呢？因此，他们特地等了两天，等到7月4日独立日，也就是美国国庆节，才借着节日请来了牧师，他们要牧师祈祷的，正是请上帝给他们以让步的力量和妥协的机会。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看上去都有些婆婆妈妈。而他们害怕的，正是民众对制宪歧见的推波助澜。

　　回到巴黎，我们看到，法国制宪，不仅是民众在推动和干扰，制宪会议的性质也在不知不觉改变了。它早已经不是一个“会议”了。假如没有街头的暴动，就不会提前向国王夺权。这样，原来的巴黎市政厅、法国的王朝体制，不论多么不合理，毕竟还能够维持一段正常运转，拖到制宪成功，成立新政府，完成交接。也就是说，政府运行和制宪分开。这样，制宪就可以是一个工作，一个“会议”。可是，夺权提前，制宪会议就从“会议”，转化成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建立的新的专制机构。说它专制实在不冤，因为它又在立法，又在执法。正如托克维尔在《法国革命论》里指出的：“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样，路易十六和王朝宫廷，虽说要为自己的脑袋担忧，倒不需要再为国家怎么办而担忧了。本来，“一片混乱之中会出现些什么”，这样的简单问题，就根本不用专家预测。经济肯定会有危机，面包铺肯定要排长队，治安肯定不会好。王朝已经推倒，路易十六被监管在大家手里，不得乱说乱动。民众原来对王朝宫廷的不满，只能转移到掌管国家的制宪会议。这时，制宪会议只能被形势逼着，在毫无准备和经验的状态下立法和执法。看到历史书里，出现“制宪会议通过法令，宣布罢工聚会结社全属非法”，“制宪会议用武力屠杀和驱散民众”，这样挂着制宪会议牌子，却干着和“制宪”毫不相干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个时候假如我是路易十六，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命了。因为明眼人都会看出来，这已经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要抛弃旧制度而开杀戒的话，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求生是任何活人的本能。只是他运气不好，没有逃掉，被押回了巴黎。从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开始，他指望的就不是维持他的绝对君权，而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改革。当然，路易十六心中的改革，和其他人的目标，自然会有不小的距离。因为他是国王，别人不是国王。就像贵族的陈情书里，条条都很激进，却会有保持贵族等级制的保守条例一样，每一个阶层自有它的局限性。关键是，能不能大家看在上帝的份上，理解这是一个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社会转折，就像一辆巨大的载重车，要掉转头来的话，必须慢慢拐着掉。这种理解和制度设计，需要知识，需要妥协，需要协商，需要理性，需要回到会议厅，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动。

　　制宪会议似乎还在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走。“君主立宪”的意思，就是国王虽然没有以前的权力了，大家根据宪法过日子了，可是，你国王至少还是养尊处优。大家养着你，就是图个制度和权力的平稳交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有人上街鼓动，说是我们吃都吃不饱，养一个王室要相当于养我们一千个一万个老百姓，凭什么？再加上历数千年封建专制的罪恶等等。这时，老百姓磨刀霍霍向国王，国王怕被砍头，要到国外的堂兄弟那里讨救兵。堂兄弟们一边摩拳擦掌，说是不能见死不救，一边威胁说你们敢动手我就踩平巴黎。这么一来，“巴黎的上空”就又要“敲响警钟”，“祖国”就又要“在危险中”了。道理很简单，矛盾既然通过理性可以化解，当然也可能通过非理性被激化。事后，假如大家都忘记了当初恶性循环在开始阶段的第一、第二推动，而是仅仅从中间剖切的话，所有的“历史涉案者”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谁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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