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39)_林达

三九

　　制宪会议之所以还在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走，就是最后还有着一些人，他们的脑袋里还有最后一个清醒的角落，希望这辆载重车在最后时刻能够转过弯来，而不是翻掉。由于所有的观点都在“俱乐部”先较量，所以要分裂就先在俱乐部里分裂。出席制宪会议还必须坐在一个房间里，在“俱乐部”就大可不必勉强自己了。俱乐部的团结是相对的，分裂是绝对的。分裂是激进派的天生特征。一个晚上的争执，就足以拉出队伍另立山头了。而继续主张“君主立宪”的一派，与其说是从“雅各宾俱乐部”里拉出了队伍，大概还不如说是被激进的“雅各宾们”给赶出来了。原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足够革命的，谁知道，一比就给比下来了。反正有的是空着的修道院，他们才走了不远，就走进了“费扬修道院”，成了“费扬俱乐部”。

　　我们看到，最初的“雅各宾俱乐部”里几乎包括了一切活跃的领袖们，然后，按照他们激进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时期纷纷离开。可惜的是，越是留下的越激进，而“雅各宾”的名气却越来越大。因为，队伍纯洁了，温和一点的反对派走了，留下的人就是比谁都更激进了。越激进的之所以越神气，是因为被鼓动的民众是倾向激进的。你可以想象，要在一群怀着对旧制度满腔怨恨的民众面前，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以泄愤式的方式来革命，为什么要向王室和贵族做一些妥协，将是多么困难。不论你花费多少口舌，做多少努力，都会引发这样的责问：“这是什么革命？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广场上吼声震天的都是平民，你还能期待什么结果。所有努力只能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你只有落荒而逃。

　　我们和朋友一起，又一次开始寻访“雅各宾俱乐部”和“费扬俱乐部”的历程，这一次，搜寻范围要小得多了。我们先去寻找了“费扬俱乐部”，直到发现了在同一地点的另一个历史遗址的标志时，才对寻到“费扬俱乐部”的标志完全放弃。可是，它们曾经就是这里。现在，这是一个普通的大街口，相当热闹，汽车不断呼呼地从身边掠过。我们真是难以想象，为法国的君主立宪制竭尽最后努力的一批人，就曾经是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个时候，他们辩论的高墙之外，只有马车“嗒嗒”的马蹄声。

　　“费扬俱乐部”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多。他们的领头人物都是激进的贵族，原来是三级会议中的贵族代表。凡尔赛三级会议以前，就是他们，为了支持平民代表，带领四十几名贵族代表，主动放弃贵族特权，来到第三等级集合的网球场，加入了第三等级代表的行列。其中的拉梅特（Alexandre Lameth），和拉法耶特一样，是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特地从美国革命战场上赶回来参加自己国家的革命的。

　　“费扬们”后来从“雅各宾”分裂出来的表而原因，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国王的逃跑。“雅各宾”激进派选择的立场是，判路易十六一个“叛国罪”。“费扬们”却要解脱国王。争执的背后却是一个对待制宪的分歧。“雅各宾们”其实反的是渐进改革的君主立宪制。除掉国王，君主立宪制的“君”没有了，也就不攻自破了。

　　假如要给国王逃跑的行为上纲上线，“背叛祖国”是最现成的理由。激进派实在很容易，只需要把事情向迎合民众心理的方向简单化。只要“背叛祖国”四个字的罪名，路易十六就像被镇在铁塔之下，无法挣脱了。

　　背叛祖国的罪名如此有效，是因为民众对于革命刚刚成功的祖国，正充满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对于“祖国和革命”的高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就是以“祖国和革命”的名义，用任何方式对待一个人都是“合理的”。而你的任何挣扎都是对“祖国和革命”的叛离，都是不可饶恕的。而路易十六，还处在一个特殊的状态，说是君王，没有事实的权力，个人生存危在旦夕；说是要逃，他还没有被废黜，君王出逃，打你个叛国正合适。

　　对于简单化的逻辑推论方式，对于割裂事件背景的武断判定，是走向更激进的起点。站在这个起点，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带着血腥味的跃跃欲试。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民众永远是支持的，是欢声雷动的，甚至是杀声震天的。可是对于那些站在欢呼着的民众的上端，第一个向大家抛出这个逻辑的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发出疑问：“他自己是真诚相信这个逻辑？还是只不过想利用民众，让自己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他难道真的是智力问题，真的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国王的头被砍掉之后，还有一条黝暗的血的河流将慢慢涌出，吞没他们所供奉的革命和祖国，染红民众褴褛的衣襟吗？”

　　当然，要在论战中取胜，抛出这样简单化的逻辑是最有力和行之有效的。这其实已经是甩出定论，而拒绝讨论。任何想讲理的都会在开口前就决定放弃。被镇住的不止是国王，还有反对以叛国罪审判国王的一方。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对本来就处身事件之中、欲惩治国王以图痛快的民众，去解释“国王之逃”的来龙去脉以及和他们制宪理念的关系。结果，能够做的，只是狼狈地顺从对方的逻辑，唯一的辩解途径就是：“国王不是逃跑，只是被人胁迫离开”。

　　被逼到这个份上的温和派的“费扬们”，自己也成了服从这个逻辑的一分子。就是说，他们的辩解事实上在承认，国王逃跑就是“背叛祖国”，必须被判以“叛国罪”。所以，才必要以公然的谎言来否认“逃跑”。他们利用自己最后在制宪会议的多数地位，以这样荒唐的理由，万分勉强地暂时救了路易十六和君主立宪制一命。

　　1791年6月的“逃跑事件”发生，9月宪法通过，命运多舛的君主立宪制被1791年法国宪法确立。制宪会议解散，新的立法议会开始工作。可是，路易十六和“费扬们”都不会忘记，在立法议会中他们是多数，走出议会，在“俱乐部们”中间，在民众中间，他们始终是极少数。今天的制宪结果，是民众对“代表”最后一点认同的结果。而这种认同，在双轨制的“俱乐部”这一轨日益强盛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多么风雨飘摇。

　　挣扎两年才出来的宪法，实指望它是一个契约。君主立宪，就是僧侣贵族民众共同与君王的契约。遵从契约，才可能维持法国的稳定。可是，在法国，契约文化仅仅在民众一方的上层代表，主要是在有着守约荣誉感的僧侣贵族中存在。在绝大多数民众中，契约文化还没有形成。结果，就是契约的双方，一方极弱，另一方的绝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守约的概念。在这样的时候，唯一可能平安走下去的机会，是民众对于他们的上层代表的认同。偏偏上层又是分裂的，其中激进的“雅各宾们”在上层人数中占少数，却在掌握民众心理，调动民众，攻击“守约派”的诚信等方面，占绝对优势。这样的契约，假如能够维持的话，就是人间奇迹了。

　　还不到一年，契约就被打破。1792年6月，“雅各宾”带领民众再次在巴黎夺权。新政府就叫“巴黎公社”，就是一百年后的那个同名起义政府的最初样板。新的巴黎市政府就这样和议会并驾齐驱。然后，就是这个新成立的“巴黎公社”带领再次涌上街头的民众，冲进王宫去抓契约的另一方：路易十六。路易十六逃入议会，向应该是契约对方的代表求救。可是，民众已经再也不耐烦由别人来代表他们革命了。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地冲进议会，逮捕国王，逼着自己的议会代表当场毁约。

　　两年推动，一年实施，整整三年艰难地推动“君主立宪制”，以求建立法治、平稳过渡的“费扬们”，完全失败。在这三年里，他们做了大量的法律方面的工作。例如“费扬”派的领袖迪波尔（Adrien Duport），原来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是当初自动加入第三等级的贵族代表。在议会担任律师，为建立新制度的司法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前面提到过的拉梅特，更是新制度最重要的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作为贵族，他坚决拥护废除封建制度，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当时，他不同意立即废除路易十六，不同意侵犯私有财产。

　　现在，轮到他们逃命了。因为他们作为议员，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对于议员的特殊保护，而且生命立即就处于危险之中。四周只有激动的民众。“费扬们”纷纷向国外四出逃亡。迪波尔逃往英国。从美国革命中回来的拉梅特和拉法耶特一起在试图回到美国的过程中，被奥地利关押。他被关押三年，比拉法耶特少关了两年。

　　他们出逃仓促。前一天还是灯火通明的“费扬修道院”，突然人去楼空。他们的出逃，是对激进的“雅各宾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因为，根据早就确定的逻辑，不论有天大理由，逃亡就是叛国。“雅各宾们”无须再做宣传，民众就自然顺应了他们的逻辑：逃亡证明了他们本来就是背叛祖国的“叛国者”，是暗藏的人民的敌人。从此，他们渐进改革的温和主张，他们对于法治的呼吁，他们对于公民权利的理解，都和他们自己一道，被民众唾弃了。

　　“雅各宾”激进派扫除了他们掌握法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对手。接下来，只是顺应他们已经成就的激进大势，顺序扫除即可。闻名世界的“雅各宾”恐怖时期，近在眼前了。

　　我们和卢儿一起，又绕到了那个有着“玻璃盒子”的小广场。警察局依然在，我们已经不想再进去了。我们绕着“盒子”整整转了两圈，小广场有几个小咖啡馆。我们一一查看了它们的名字。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经验，假如这里接近“雅各宾俱乐部”遗址的话，那么，会有不止一家商店，或是咖啡馆，打出“雅各宾”的牌子招揽游客。可是，没有。

　　我们完全绝望了，随意地在进入小广场的四个出口中，挑了一个最近的往外走。突然，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出口最贴近小广场的建筑物拐角，在钉在墙上的“Rue Du Marché Saint Honoré”路牌下，有一块巴黎标准的深褐色历史遗迹标牌，紧靠在拐角的墙上，极不显眼。标牌上用红色阴刻了小小的一幅建筑图。那是一个建筑群的局部。高耸的坡顶，带有一个塔楼，显然是修道院的教堂，纵向还接出一排低矮平房，应该就是修士们的住处。教堂的正面，插着一面旗帜，那是当时“俱乐部们”的典型革命标志。

　　标牌上，在“巴黎历史遗址”的大字下，是一排红字：“雅各宾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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