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37)_林达

三七

　　自从路易十六被暴动民众胁迫押解到巴黎，制宪会议也随即迁往巴黎。可是，在制宪会议的会场之外，是蓬蓬勃勃的“俱乐部运动”。大概，就像我们曾经在自己的革命里看到过的造反组织之类，也灯火通明，也人来人往，也通宵达旦，也充满激辩，人们只要在里面不断走来走去，头脑就开始升温，热血就开始沸腾了。

　　就像最初的暴乱在推动着制宪会议，后来的俱乐部也在推动着制宪会议。而现在的推动是更深刻的内在推动。因为，不少当时如雷贯耳的政治人物，都是“两栖动物”，白天制宪，晚上就是俱乐部成员。俱乐部的声望随着里面人物的“身价”看涨，雅各宾俱乐部一开始就是最风光的一个。它囊括了美国革命战场上回来的拉法耶特，最激进的贵族米拉波，领导吉伦特派的布里索，和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丹东和罗伯斯比尔。就连我们寻找的“费扬俱乐部”，都是后来才从这里分出去的。这个俱乐部在初期叫“宪友社”，也就是一批制宪者和制宪之友了。占领“雅各宾修道院”旧址以后，逐步叫成了“雅各宾俱乐部”。在它的周围，还有着无数不同观点的俱乐部。而在这些“俱乐部”的外围，就是喧嚷着的民众了。

　　寻觅着雅各宾俱乐部，我们无法不联想到美国费城，我们曾经参观过的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厅。在那里，诞生过《美国独立宣言》，也诞生过《美国宪法》。这个联想非常自然，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从美国来到巴黎，更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两场革命前后相差只不过十来年，两国的制宪前脚跟后脚，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纸《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就是一场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革命”不可谓不激烈。可是，对于美国人，战争是战争，制宪是制宪，那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两种东西。战争是开放的、民众的、血雨腥风的；制宪是关起门来的，只有精通律法的人参与的，有激辩但是却必须退让和妥协。他们认为，当然制宪也是一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制度的内在变更，不是街头的外在形式。

　　他们是民众推选的代表。但是，这个意思是，既然他们是民众的代表，民众应该就此把一切托付给他们。他们清一色是革命前各殖民地的“绅士”。他们走进议会庭，制宪就是他们这些代表的事情了。关起门来，他们决定一切，一切在这个小小的议会厅内解决。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中年高德劭的富兰克林提议去请牧师，由牧师带领所有的与会代表，念诵“请放弃唯我正确”的祷告词。在制宪会议的大厅外，是一个安静的、等待中的美国。

　　最后，在美国宪法签字的时候，没有一个代表达到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区感到满意。他们只是觉得，只能有所妥协。今天的美国人，还是感激自己的前辈，在教科书里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会场之内曾经以最激烈的言辞争辩却被迫妥协的代表，签字回去之后，不是愤愤不平地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是费尽心力，向民众解释妥协的必须，劝说民众早日投票通过，批准宪法，早日实施。从此开始平庸的美国人安安顿顿的、在有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日子。

　　结果，美国宪法的制定，历时三个月零二十三天。宪法从制宪会议结束到各州通过正式生效，历时近两年。宪法使用至今，历时二百多年。在这二百多年里，完成了几十次政权的和平交接，没有一次暴力政变。假如说这也算“一场革命”，那实在是非常枯燥而单调的革命了。

　　看着巴黎的俱乐部不灭的灯光，听着原来修士们祈祷的教堂传出的喧嚷，我们就知道，法国的革命一定要浪漫和有故事得多了。可是，看到法国的制宪会议，如此裹在民众、俱乐部的旋涡中心，一同旋转，身不由己。也就可以料到，产生出一个结果是多么艰巨，维持这个结果又将是多么困难。

　　法国宪法的制定，历时两年多。1791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已经开始“边设计，边施工”地实施。不到一年，该宪法被推翻。也许，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小事”，不足为道。可是，在制宪过程中所开创的“俱乐部民主”之风，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法国政治生活。从此法国难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总是隔上几页，就会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从巴黎历史博物馆的藏画来看，此言不虚。

　　直到一百年后，我们所熟悉的“巴黎公社”还是暴力夺权的形式。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却演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等到制宪会议结束。立法议会开始。似乎是有了规矩，可以按宪法过日子了。可是，就像街头的民众打完巴士底狱不肯回家一样，俱乐部也如影相随，贴上了议会。

　　等到拉法耶特清醒过来，在议会上奋力疾呼，要求解散俱乐部的时候，为时已晚。雅各宾俱乐部已经不甘心做“外围”，雄心勃勃地做好了喧宾夺主的准备，决心取议会而代之了。

　　法国终于有了一个世界闻名、长留历史的“雅各宾时代”。这就是我们站在遗址上，居然问不到“雅各宾俱乐部”，会感到不可思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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