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34)_林达

三四

　　1790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时候，拉法耶特在大规模的巴黎群众集会上，带领群众向正在建立中的君主立宪制的法国宣誓：永远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国王，捍卫宪法。这是他最后一次运用他的力量和声望，企图规约左右翼力量。可是，这个时候的左右翼、王室、失意贵族、国民大会里的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已经不可能走到一起了。他们反过来都指责拉法耶特企图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

　　战争几乎是暴力的最高形式，可是，人们很难想到，民众暴乱，可能比战争带来更为复杂的局面和后果。拉法耶特也没有想到。巴黎夺权以后，由于他的个人声望，他担任了革命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虽说这是革命自己的武装，可是也必须维持巴黎的治安。在美国习惯于面对敌军，久经沙场的拉法耶特，发现自己在法国要面对的却是暴乱的“革命民众”。他完全困惑了，终于在一次与民众的暴力冲突中，混乱中下令自卫军开枪，酿成惨祸。和拉法耶特关系非常亲密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惊讶地收到美国在法国的使者发回的信件，里面写道：“假如拉法耶特先生此刻在巴黎出现，而没有军队保护的话，他一定会被民众撕成碎片。”

　　拉法耶特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隐居的生活。1792年，法国和奥地利及普鲁士发生战争。拉法耶特又受命出山。他看到，巴黎的形势非常紧张，国王和宪政都摇摇欲坠。他想说服各方，国王和君主立宪应该保存。但是各方都拒绝了他的主张。8月10日，路易十六的居所受到攻击，在惨重伤亡以后，国王被废。接着，国民公会开会制定新宪法。拉法耶特要求会议解释，为什么政变。国民公会的回答是宣布他被弹劾。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在危险之中。

　　在不久以前，还在向国王“陈情”，阐述改革愿望的贵族们，纷纷逃亡。稍微还有一点脑子的人，从这个时候开始，都逐步发现“革命”“自由”的名称没有变化，而内容已经和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们已经讲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只要不跟随着日趋激进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了。结果，那些内心里要求理性改革的人，纷纷被指责为“反革命”，从最早的贵族，到第三等级的议员，直到丹东这样最“革命”的激进分子。他们本身是如此的不同，可是殊途同归，无可避免地向命定的方向走去，只是时间不同而已。

　　拉法耶特越过边境，打算前往荷兰的一个港口。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还在叮嘱她“忠实于宪法直到最后”。回顾在法国的三年暴风雨般的革命，他最后说：“我们去美国吧，在那儿，我们可以找到如今在法国已经不存在的自由。”他的计划不幸被奥地利军队打断。对于法国，他作为一个“反革命”在逃亡中，在奥地利，他又作为一个“革命者”被逮捕和关押起来。以后的五年，他是在普鲁士、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戒备森严的牢房里度过的。

　　在法国，拉法耶特被缺席宣布为投敌者，所有投敌者都判死刑。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妻子被捕以后关押在他家古堡附近的监狱里。恐怖时期，她被押到巴黎，关在拉法耶特少年时读过书的学校，那时，学校已经改成了关押待判政治犯的监房。拉法耶特夫人的母亲、姐姐和外祖母，随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门罗的努力下，拉法耶特夫人才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断头台。门罗在法国恐怖时期结束后设法使她获释，给她送去了美国一些朋友的资助，其中也包括华盛顿总统。华盛顿总统转告拉法耶特夫人，他是在偿还他从拉法耶特先生那儿借的钱。

　　拉法耶特夫人出狱后的第一件事是设法把他们的儿子送往美国，她请华盛顿照顾他们的儿子：“先生，我给你送来我的儿子，把这心爱的孩子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之下，我把美国视作我们避难之所。”然后，她申请前往奥地利的监狱看望丈夫。1795年，他们一家四口在奥尔姆茨（Olmutz）的牢房里团聚，并在此度过了整整两年，成为著名的“奥尔姆茨四囚犯”。

　　在所有的“反革命”中，被拘押在国外的拉法耶特是最幸运的，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终于出狱。而其他对于革命持有异议的人，留在法国的，多数都在这几年上了断头台。

　　在巴黎历史博物馆，经常可以看到的画面，就是巴黎的广场、巴黎的街头，聚集了穿着各个时期军服以及没有穿军服的武装者。有时候，地点是相同的，服装却大不相同。因为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开端，后面还有无数反复。聚众和上街是有瘾的，革命也是有瘾的，这好像也很符合法国人的浪漫激情。

　　我们回到街上，在一家咖啡馆坐下。巴黎的咖啡馆是那么特别。从里面铺设到外面，一排排窄窄小小的坐椅，像电影院一样，面向着大街。“银幕”的一方，就是巴黎色彩丰富、流动繁忙的街景。想起博物馆画面上的街头废墟，我们不由想道，巴黎人不知支付了多少年的血的代价，才换得了今天这样的和平与安宁的街头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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