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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一场巴黎的街巷战斗。一开始,是民众“携带短刀斧头涌上街头”。这种形势下,民众和原来宫廷政府的武力,想要不发生冲突,怕也不可能。对方是持有枪械的正规力量,这边当然随之升级。仅在荣军院一处,一夜之间,两万枪支就被民众一抢而空。第二天,巴士底狱就是这样打下来的。

  这时的法国,似乎有双重线索并行在走:一是巴黎正在炮火连天,攻打旧制度的看得见的一个个石块砌成的堡垒;另一是在凡尔赛,由原来的三级会议改成的制宪会议正在进行。那里,代表们是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工作。废除旧制度的议题在一项项地通过,成为新制度诞生的一块块基石。但是,这个过程和巴黎街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否完全性质相同?它们相互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更容易被响彻着枪炮声的一片混乱给搅昏了头。巴黎的“为自由而战”和凡尔赛的制定新宪法,看上去好像在巧妙地在相互配合,前呼后应。一边是革命的实践,一边是革命的提出理论和建立制度,这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缺一不可的两面呢?可是,毁灭性的破坏和建设性的破坏,虽然同样在铲除旧制度,却似乎并不相同,一边注重的是对旧有一切的彻底毁灭,一边注重的是在改变旧有的过程中,同时开始建设。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毁灭理性,后者却不能缺乏理性。

  待到硝烟散去,人们会渐渐发现,不轰倒巴士底狱的高墙,也可以救出那七名囚犯。假如由凡尔赛开会的人们来解救,他们的做法,将是制定一个法案,对新制度下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做出规定,并且成立特定机构,在监督对监狱非人道状况改变的同时,按照新的司法程序,重审旧案。也许,重审以后,不是所有这七个人都能够走出监狱,可是,留在那里的人,却由新制度保证了他们得到公正的裁决,在人道的待遇下,服完合理的刑期。而走出冤狱的人,则由新制度保证他们名誉的恢复和冤狱的赔偿。

  这两种方式的过程当然是不同的,需要的时间也会不同。可是,更不同的却是他们的后续故事。巴士底狱交给议会解决,后续的将是一系列立法和执法的和平循环。巴士底狱交给街头的民众,那么,在高墙轰塌、牢门打开之后,那几万、几十万热血沸腾,沉浸在兴奋、刺激之中,感受到自己强大力量的民众,望着滚烫枪口冒着的青烟,短刀上染着的鲜血,不再干点“革命的事情”,就肯这样回家吗?巴黎将要增加更多的废墟,几乎是一个必然。

  巴黎民众在上街游行的第一天,也许是为了三级会议按照他们希望的形式召开,可是,接下来,在“建立表达自己意愿之渠道”的诉求达到以后,民众却已经不在乎有没有这样一个渠道了。他们已经抛弃了自己当初上街的诉求。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可以直接解决一切问题。假如巴士底狱的解决,是在制宪会议没有召开,也无法召开的情况下发生,也许还可以贴一个“革命”的标签。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后,这一行动怎么看也已经含有很大的暴乱成分。

  回顾历史的时候,假如我们永远只看到巴士底狱的倒塌,那七名囚犯走出牢狱所带来的象征性的正面意义,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中的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它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鲜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

  那个跨越美法两大革命的英雄、革命贵族的象征拉法耶特,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这也象征着一大批渐进改革者的理想开始碰壁。拉法耶特曾经以为,自己将会很顺利地在自己的国家再经历一场革命。可是,他终于发现,美国经验对他并无用处。

  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时,拉法耶特的头上还有着从美国革命中带回来的英雄桂冠。他被任命为国民兵总司令。法国的新国旗,沿用至今的红、白、蓝三色旗,就是拉法耶特的杰作。作为国民兵总司令,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拆毁巴士底狱。对于这个旧制度象征的攻克,他感到兴奋。拉法耶特代表法国,把巴士底狱的一把钥匙送给了华盛顿作为纪念,以感谢美国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激励。在我们参观华盛顿故居的时候,那把大钥匙还镶嵌在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华盛顿家的大厅的墙上。

  美国在革命前是英国殖民地,可是他们在英国国会却没有自己的代表,等着由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革命要求”最初不过是要求往英国国会选送自己的代表,建立一个表达意愿的渠道。在被英国断然拒绝以后,“革命要求”升级为“离开英国,建立自己的政府”。这个时候,看上去他们有了进一步的诉求,可是寻根溯源,仍然还是原来的、建立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这样一个单一诉求。

  美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也上街。但是,当时并不被英国当局所承认的“大陆议会”成立以后,就由这些代表来决定做什么了。一场独立战争只是针对英国殖民者,战争中,军人服从总指挥,总指挥华盛顿将军服从“大陆议会”,表达人民的意愿。最终,八年的独立战争以后,在胜利的同时,当了八年士兵的民众,一声令下,解散回家。指挥官华盛顿将军向“大陆议会”交出军权。美国民众进一步的所有诉求,基本上都由他们的代表,在州和联邦的议会上通过正常的程序以立法的形式解决。结果,美国革命实在没有任何可以向后代炫耀的全民攻打巴士底狱这样的浪漫革命故事,显得枯燥,却很有逻辑。

  可是,拉法耶特很快就发现,此革命非彼革命,他一脚就踏入了巴黎混乱无秩序的泥淖。拉法耶特这一批热衷改革的贵族,多年来是和路易十六一起“走过来”的。他们读过同样的书籍,他们受到同样的新思想的影响,他们一起讨论法国改革的种种途径。路易十六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旧制度象征,而是一个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人。他们对君主立宪制能够走通,是有他们的依据的,这就是他们对身旁的法国君主的个人了解。从道义上来讲,造成路易十六今天的局面,拉法耶特们都深具责任。是他们的过度热情影响了路易十六财援美国革命,因此而造成的法国财政困难,是引发混乱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带领民众推动的革命,在发展失控之后,把路易十六逼进了死角。

  巴黎民众的暴动一开始,与其说是在支持,还不如说是在干扰凡尔赛的制宪会议,凡尔赛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会议桌。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革命强制推动的尴尬局面。所以,一边还在制宪,就是在协商制定建立政府的规则,一边却在规则还没出来之前,就已经在暴动民众的推动下,在巴黎夺权。因为,不论他们是否打算夺权,反正“权”也已经逐步转入暴动民众的手里了。代表们除了顺水推舟,在没有规则的状态下“改组巴黎政府”,别无出路。路易十六被迫接受现实,从新市长手中接过了象征革命的三色帽徽。

  此例一开,走出巴黎,就不是“改组”了。全法国一呼即起,革命过程几乎全部以民众暴乱为特征,教堂、修道院被焚毁,庄园被破坏和抢劫,可谓摧枯拉朽,各大城市纷纷夺权,全国大乱,“大革命”一举成功。

  面对巴黎武装暴乱的民众,路易十六可能想到的,也就是增加武力和恢复秩序了。可是增加武力,就一定进一步刺激民众。除了恶性循环,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解套的高招。这种时候,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种庄稼,反正粮荒经常是随革命而来。于是巴黎的民众又一次冲向凡尔赛,与王宫警卫冲突,被警卫打死一人。国王被愤怒的民众押往巴黎。至此,温和的渐进改革已经注定失败,只有“革命”必胜。

  作为国民兵总司令的拉法耶特,进入了工作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他一方面要保护国王路易十六的安全,防止嗜血的民众聚众闹事;一方面要防止一些保守贵族反对革命的激进行动。他主张,自由了的民众应该服从他们的代表们制定的法律,忠实于自己创造的新国家,不再用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怨仇。这种宪政法治的思想,显然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可是,只要他不顺从由街头民众在推动的激进潮流,他头上的光环就立即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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