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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逐渐成为轻微罪犯的拘留处。入狱的方式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国王依然可以签署密札送人入狱。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不少作者和出版者、书商,例如伏尔泰,被拘禁。然而,相对路易十四时期,迫害的程度在减轻。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囚犯被拘押的时间都并不很长。

  对于监禁,路易十六被公认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君主。这使我们想起在马赛寻访伊夫堡(the Chateau d'If)的经历和小米拉波伯爵的故事。

  马赛是法国南方的沿海城市。一弯地中海蔚蓝的海水,勾画出了一个美丽的港口。在竖着的一根根下了帆的、摇晃着的桅杆下,漂浮着一排排随着波浪涌动而上下起伏的白色小船。岸边还摆着鱼摊,渔夫们在那里出售着银光闪闪的不知名的鲜鱼。

  我们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鲜鱼,甚至不是为了观赏港口的风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伊夫堡。伊夫堡是我们心中久远而溟茫的一个神秘传奇。我们曾经在最需要幻想的年代,根据借到书的可能性,颠三倒四地读过四卷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他笔下的埃德蒙·邓迪斯,也就是后来的“基督山伯爵”,“应该”就是被无辜囚禁在伊夫堡,并且最终在一个深夜,钻入装尸首的口袋,从伊夫堡的悬崖被抛入海中,就此逃生,开始他的复仇历程的。

  基督山伯爵是虚构的,伊夫堡可是真的。据说大仲马就是在伊夫堡上,心中突然涌现了这个故事。而正是由于伊夫堡,基督山才活了起来。只是我们去的那天是大风天,码头的售票处说,我们只能在邻近的小岛登陆,上不了伊夫堡。我们还颇为不解,在港口的海边是有风,可是远远算不上什么。直到被小船载出港口,这才知道“避风港”的意义。一出港口,船身一下子侧着几乎竖立起来,大风卷着浪头越过顶棚直压下来,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冰冷腥咸的海水给浇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起伏的海平线上,凸起一块褐色的巨礁,顶端的颜色略深,那就是伊夫堡。它和风暴中的礁石浑然一体,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

  法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贵族加尔比瑞·米拉波伯爵(Gabriel, Comte de Mirabeau)在路易十六时代,就曾经是伊夫堡的囚徒。可是他并不是由于受到政治迫害入狱,而是被他父亲大米拉波侯爵给关进来的。那时的小米拉波是个经常闯祸的年轻人。1777年,他的父亲为了管教他,就去弄了一份密札,把他给关进了伊夫堡。这也是当时密札的用途之一,就是贵族管教自己的“不肖子孙”。

  小米拉波在里面待了整整三年,到1780年底,他才得到父亲的原谅,走出伊夫堡。虽然最后一年里,他可以在堡内各处散步和接见访客,但是失去自由的年轻伯爵,还是在里面痛苦不堪。他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写了好几本书,有些只是色情小说。但是,这其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满之诉》(Lettres de Cachet)。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痛陈旧制度中的未经许可拘捕,和未经审判监禁的不公正,并在书中强烈要求改革监狱和司法。

  《不满之诉》在1782年出版,路易十六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被深深触动。1784年,路易十六下令,释放了当时在伊夫堡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就在这一年,路易十六还找了一名建筑师,要他提出一项计划,内容就是怎样拆除巴士底狱。确实,当时这个监狱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在路易十六时代,如此一个庞然大监狱,始终只关押了极少的几个囚犯。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时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论是谁,假如平心静气下来,都会承认,在巴黎这样一个大都市,在它的头号监狱里,只关了七个囚犯,这在数量上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证据。

  旧制度,和即将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个转接的过程。在质变这一点的前后,它们在某些外观上的差异,可以并不显得天差地别。就像人们打开巴士底狱,发现里而只拘押了七个人一样。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在革命之后,在巴黎人拆除了巴士底狱之后,发现这七个人又在什么地方犯了事,结果,就又要盖起一座监狱,把他们重新关进去。那么,两个制度的差别在哪里,监狱和监狱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在同样七个囚犯被再次关进另一个监狱的那一刻,攻陷巴士底狱就失去它的意义?

  判别一个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先得看它是否人道。旧制度的特点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在法国,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例子,就是传统的“密札”。那是由国王预先签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国王签字的时候,可以是空白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拘捕对象。然后,国王可以随意地将它作为“人情”,送给当时的贵族,甚至向他们出售。而贵族就可以凭着这样一张已经生效的“密札”,随意地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人送入巴士底狱了。这样“进去”,还只是一个人悲剧的第一步。他没有权利要求严格的司法程序审核,他没有权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没有权利要求自己在明确的刑期之后,走出这个地方。这就是巴士底狱被历史定位,成为旧制度象征的原因。

  打开巴士底狱,里面不是人满为患,而是只有最后七个囚犯。即使这样的状况意味着法国的旧制度已经走向宽松,处于社会进步中的人们,依然要求这个进步是一个“质变”,也就是由制度确立下来,由制度保障执行。这就是当时三级会议的“陈情书”所表达的社会共同愿望。因为,即使是国王答应以后不再挥霍国库;即使是言论和出版的环境在当时相对宽松;即使是当时的贵族拿了国王的“密札”并不随便捕人,才导致巴士底狱里只关了七个人,等等,可是,假如没有制度保证,这些由上层“赐予”的进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内发生巨大倒退。上层“赏赐”的果子,当然理所当然可以随时收回。所以,巴士底狱被捣毁,正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质变的觉醒,才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意义。

  可是,被攻陷的巴士底狱只救出七个人,依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革命前的法国状况。人们必须承认,旧制度在时代的推动下,多少年来是在渐进改变的。假如当时它的状况极其恶劣,对于民众的统治非常严酷,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巴士底狱里绝对不会只关七个人,打开巴士底狱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地一蹴而就。面对打开的空空荡荡的巴士底狱,有没有人因此而想过,在社会相对进步的时刻,在它的质变最可能临近的时刻,除了大炮轰塌城堡的一角,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途径放出这七个人?

  在这个攻打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一些什么。那是千年的旧制度积下的宿仇。被压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层民众,他们对巴士底狱这栋城堡充满了怨恨,不管里面是不是只有七个人,就是他们确认里面没有人,他们依然会满腔仇恨地要把它轰塌轰倒。

  巴士底狱的守卫人员只有八十二名法军和三十二名瑞士卫队,带领他们的要塞司令是一名贵族:洛奈侯爵。在进攻巴士底狱的过程中,有过一次谈判。一名代表进入狱中。一方面他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对外面的民众采取敌对措施;另一方面,他保证劝阻民众不进攻。洛奈侯爵不仅同意他的要求,还请他吃了午餐。可是,这名代表并不能阻止民众进攻的冲动。短暂的停火之后,武力冲突最终依然爆发。导致近百人死亡。最后,守军弹尽援绝,竖起白旗投降。

  在战斗结束之后,放出七名囚犯的同时,有七名已经投降的守军俘虏被杀——六名士兵和洛奈侯爵。在押送洛奈侯爵的过程中,民众改了主意,决定立即处置,把侯爵当场殴打致死。他们割下他的头颅,挑在枪尖上游行。

  这种久远以来没有机会宣泄的恨意,在失去理性的人群聚集中,浓缩和发生聚变,产生着巨大的能量,并且被填入炮膛,使得巴黎上空的炮声,听上去显得格外的沉闷和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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