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30)_林达

三〇

　　§Chapter 13 巴士底狱还在吗？

　　Bastille

　　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五天，巴士底狱就被攻破了。

　　我们到了巴黎后，住的地方距离巴士底广场并不远。巴士底广场下面，是地铁几条线路交会的大站。出门换地铁，常常会在那里转车。第一次来这个车站转车，是在车站几个层次的最上层。候车的地方整座墙面都是壁画，色彩艳丽地画着壮观的革命场面。仿佛革命的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革命的自豪和光荣的落点也是在这里。这个感觉完全没有错。对于全世界向往法国大革命的人来说，可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三级会议，可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网球场誓言”，可是他们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巴士底狱。法国革命的象征，就是攻陷巴士底狱。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国国庆日。

　　我们知道巴士底狱在被攻陷的同时，就开始被拆，断断续续拆下来，这个庞然大物就被拆光了。我们是在朋友的指点下，才在地铁站复杂的底层，寻到留下的两块基石，以及在黯淡灯光下的简单介绍。这和上层车站五光十色的革命宣传，形成鲜明对照。巴士底狱在地面的遗址，就建造了今天的巴士底广场。这可是个大广场。广场的中间是一个纪念碑，那是一根五十二米高的柱子，上面托着一个非常精致的金色雕像。在湛蓝色的天空和浮动着的云朵的衬映下，展开她金色飞扬的翅膀。可是，这个纪念碑既不是纪念法国大革命，也不是纪念巴士底狱中的牺牲者。它纪念的是巴士底狱被攻陷四十一年后，在1830年发生的另一场革命中的死难者。

　　这个建立在一个特殊地点，却又和它本身毫无关系的纪念碑，仿佛特意在提醒人们：1789年7月14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轰轰烈烈，不仅不是在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且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国的问题，这个革命也远不是最后一次。当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人民还要经历不停顿的动乱，从选择共和国到选择王朝复辟，再到另一次革命，这样的多次循环。站在这个死难者纪念碑下，读到1830年这个日子，游人即使对法国历史再缺乏知识，也会想到，至少在巴士底狱被攻陷后四十一年里，法国似乎还没有安定下来，还需要革命，而革命依然血腥。

　　巴士底狱在1789年7月14日的遭遇，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

　　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因为民众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架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的大炮造成一种威胁，必须解决。然而，所有的人，不论是那天奋勇冲击这个堡垒的民众，还是每年欢庆这个国家盛大节日的法国人，以及无数和法国没有丝毫关系的遥远的人们，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这一情节，他们还是不会愿意把这样一个事件，解释成一个战术性的战斗细节。在大家眼里，一个石头的建筑，一个巨大的城堡，就是旧制度的象征。

　　路易十六的时代，整个贵族阶层和宫廷本身，并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这是坏制度的比较好的时候。这是社会的整体进步所决定的。欧洲在艰巨地逐渐步出野蛮。例如，在中世纪还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经在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多年就渐渐停止使用了。有许多残酷的纠正，并不是革命，并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于人性的觉醒，开始厌恶残忍。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改朝换代，对准战争与革命，对准理论诞生的年代，认为这些才是人类的脚印，才是进步的印记。然而，对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所深切体验的进步，其实是人道和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比如，从哪一年开始，地牢不再使用，从哪一年开始，囚徒可以不再饥饿致死，从哪一年开始，酷刑被废止，从哪一年开始，人们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获得不再恐惧的自由，等等。监狱往往成为一个制度的测试点。

　　巴士底狱本身的历史演进，也非常典型。

　　巴士底狱今天已经片瓦不存。我们今天只能在巴黎市历史博物馆，看到它的模型、照片和遗物。它曾经是非常壮观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建于1370年。它有着三十英尺厚、一百英尺高的围墙，有八十英尺宽的壕沟环绕。它曾经是旧制度压迫的工具。尤其在路易十四的专制时期，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法治可言，人们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入狱和长期监禁都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可是，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巴士底狱随着改朝换代，已经有了一次重大变化。路易十四入葬才两天，替年幼的路易十五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就下令对巴士底狱囚犯实行甄别，原则是，除了确实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余一律释放。

　　这应该是巴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释放过程本身，就是对老国王路易十四时代的专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释放过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释放者，都是由老国王签署所谓“密札”，即空白逮捕令抓进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享受过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确定的刑期。

　　给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孤苦老人，他满头白须白发，已经在巴士底狱里被关了三十五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在跨出巴士底狱之后，他非常惊恐和困惑。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度过余生。他在获准后重新入监。

　　这个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引起的震动甚至超越了巴黎和法国。它化作种种文学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在《九三年》中，都可以看到对这样的囚徒、密札制度和巴士底狱的控诉。其中最强烈的一个形象，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所描绘的，那个揭发了一个贵族的家族暴行、因而未经审判被长年囚禁的马奈特老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在试图诠释革命暴力发生的原因。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它通常所能够做的，就是把极端的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放在一定时间和场景，让它们对比和冲突起来。

　　然而，在事实上，暴力革命却往往并不是发生在最残暴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是压力减轻、渐进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它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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