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15)_林达

一五

　　黄昏时分，暮色苍茫，我们经过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围墙围着的羊群，穿过如画般的葡萄园，从山坡上缓缓下来，走近卢瓦河边的安布瓦斯城。进城前，站在路边的“安布瓦斯”牌子前，还来得及抓住最后的光亮，留影纪念。然后，直直地来到大城堡底下，在一个只有一颗星的小旅馆住下。这样的旅馆，就是我们在中国学英语时，想象的真正欧洲小旅馆（Inn），虽然法语里不论大小，都叫大旅馆（Hotel）。美国已经没有这样古旧而有味道的旅馆了。老房子，夫妻经营，楼下是小酒铺，楼上是像居家卧室一样简朴的房间。我们卸下肩上的大包，就来到楼下小酒铺，和那些在外观和内心都松弛的法国“外省人”一起，挤在柜台边，一人要了一大杯啤酒。一个法国老头儿，好心地一定要让给我一个酒吧的高凳子。我们端起酒杯，看着玻璃门外黑憧憧的城堡高墙，一边灌啤酒，一边想，这是多么过瘾啊！

　　安布瓦斯城堡，是安葬达·芬奇的地方。

　　第二天城堡一开门，我们就开始往上爬了。说是爬一点不过分，那是高高大大的石坡道，上面就是整个城堡的围墙。上去一看，城堡的面目才比较清楚了。原来，是一大圈围墙围住了一个山包，山包上才应该是原来的城堡建筑物，可惜它们大半已经毁坏无存，留存的只是一个精致的小教堂和一部分建筑物。小教堂在毁坏的古堡废墟间，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风很大，因为早，所以游荡在顶上的好像只有我们和另外一对英国夫妇。他们似乎是偶然经过这里，对这个古堡的历史一点也没有摸清。在我们后面走进这个小教堂之后，他们只是对这个内部简单的教堂扫了两眼，就打算出去了。我平时也没有随意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习惯，这个时候实在忍不住，冒失地脱口而出：这就是达·芬奇安葬的地方啊。“是吗？”他们惊奇地睁大眼睛，收住了已经快要踏出门的脚步。望着我们这两个东方人，几乎怀疑我们谈的是另一个也叫达·芬奇的什么人。“我们还以为他是葬在意大利呢。”

　　是的，只有一个达·芬奇。他葬在这里。这个小教堂就是为他修建的。他们疑疑惑惑地跟着我们寻找证据，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小小的空间转了两圈，才在一面墙上找到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在这后面，安葬着达·芬奇的遗骸。我们走出这个教堂，一起对整个小建筑的造型完美和它门楣上的精美石雕赞叹不已。我们高兴地成了半个导游，接着告诉他们，在安布瓦斯城里，还有达·芬奇故居。那栋红砖镶嵌石雕的小住宅也很漂亮。达·芬奇的最后几年就生活在那里。

　　我们不是第一次在这里遇到达·芬奇了。他把他晚年的成熟的艺术留在了异乡的法国。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城堡都看到他的建筑作品。他来到法国，热情地工作在这里，去世和埋葬在这里，是因为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法国，有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是达·芬奇在法国的“伯乐”。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听到的名字，我们后来都很熟悉了他独特的面容，因为看他的画像看得太多了。弗朗索瓦一世热爱艺术，经常往来于卢瓦河域的宫廷和周围几个城堡之间，这个安布瓦斯城堡是他最喜欢逗留的地方之一。我们一来法国，就听到这样的动人故事，说老迈的达·芬奇是死在弗朗索瓦一世国王的怀里的。文艺复兴果然是星光灿烂的景象。

　　我们站在风中雄壮的城堡上，脚下是浩浩荡荡的卢瓦河。城堡上插着一排中世纪图案的旗帜，红色和深蓝，有着金黄的图案，在风中猎猎飘扬。这里景色壮美，不由会想，当年的达·芬奇一定也站在这里看过同一条卢瓦河。可是，此刻我们心里却很不“艺术”。因为，我们在向这对英国夫妇继续导游的时候，讲解了在这个城堡发生的，历史上著名的“安布瓦斯阴谋”。

　　弗朗索瓦一世死在1547年，十三年以后的1560年，政教合一的传统结出的无数恶果中的一个，在这里爆发。正因为政教是合一的，掌握政权者往往也掌握宗教，也决定其他宗教信仰的生死大权，所以，被压抑宗教的出路也唯在夺取政权。宗教与政治纠合，信仰权问题居然和政权相连，这是何等混乱的局面。当时的国王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孙子，是个年幼体弱的少年，并不能真正掌控局面。天主教和新教所代表的两边，都试图挟天子而使自己的一派在政治和宗教上成为“主流”。当时法国的新教徒，大多数是加尔文派，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新教出来以后，就经常是被天主教追杀的对象。这一次胡格诺的谋反失败，一千二百具胡格诺教徒的尸体，就被铁钩挂在我们脚下这个安布瓦斯城堡的正立面上。我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一千二百具人的尸体，挂在这儿是什么样的景象。

　　也许，人们会说，这是弗朗索瓦一世死去以后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我们读了各种有关他本人的资料。在一些书里，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贤明君主，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法国的热爱和对平民的关怀。他推崇艺术，身先士卒，整篇都是催人泪下的悲壮兼而忧伤的故事。可是，里面常常遗漏了这样的情节，这位热情洋溢的君主，在1516年，与教皇利奥十世达成协议，从此，在法国彻底地包揽政教双重大权。所有法国境内的教职，从大主教开始，从此由弗朗索瓦一世发布任命，宗教职位成了他的朝廷命官。法国教会的大部分收入，也归他所有。从此埋下了政教混合争权的深深祸根。那些悬吊胡格诺尸首的铁钩，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已经铸就。

　　不仅如此，在1534年以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成立了人们感觉中只有在中世纪才熟悉的宗教裁判所。就在弗朗索瓦一世死后的三年里，他最宠爱的儿子亨利二世，就用这个法庭，判了五百个新教徒，其中六十人死刑。1549年，又成立了专门惩治胡格诺教徒的，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所，人称火焰法庭。文艺复兴的星光，在火刑柱的冲天烈火下，顿时黯淡下来。

　　这是无法控制的对异教徒的加速迫害。迫害越是血腥，冲突越是惨烈，迫害者一方也越是恐惧。在“安布瓦斯阴谋”的十二年后，1572年8月23日，一场恶性迫害事件又在巴黎发生。即使在当时还战乱不断的欧洲，仍然震动了所有的人。战争，哪怕是宗教战争，虽然愚蠢也都是公平厮杀。这与当权者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有本质区别。那天夜里，在亨利二世的遗孀、当时摄政的卡特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的授意下，以巴黎各教堂的钟声为号，以武装部队先行，大肆屠杀前来参加新教领袖亨利婚礼的胡格诺教徒，并在全城各处搜杀。屠杀立即扩大到法国各地。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仅巴黎一处，被屠杀的新教徒就有三千之众。这就是永远被历史记住的“圣巴托罗缪惨案”（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s Day）。

　　用屠杀来维护权力，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权都曾经试过的方式，可是历史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原来应该在惨案那天举行婚礼，结果却目睹自己婚礼的教堂变为屠场的那位异教新郎，在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十二年后的1589年，成为法国国王，那就是亨利四世。他虽然后来改信天主教，却因此宣布新教在法国为合法。虽然，不同宗教之间敌视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但是，这是欧洲出现的第一道宗教宽容的曙光。人类向前迈出一步是多么的艰难。

　　这位对异教徒大开杀戒而留名史册的法国王后卡特琳，是从意大利嫁过来的。她来自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的府第留存至今，是今天学习西方建筑史的学生都很熟悉的文艺复兴时期府第建筑的典范。卡特琳的曾祖父罗伦佐（Lorenzo de Medici）又是这个家族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正是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建立了“柏拉图学园”，又在私人花开过一个雕塑学校。那里，有过一个还未成年的十五岁学生，他就是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卡特琳是在文艺复兴的摇篮里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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