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16)_林达

一六

　　在这里，不得不想到一个同时发生在瑞士的故事。在法国亨利二世的“火焰法庭”把一个个胡格诺送上火刑柱的时候，在美丽的日内瓦湖畔，1553年，胡格诺（即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加尔文（John Calvin），在他自己成为主流教派的瑞士，把来自西班牙的神学家塞尔维特，以异教徒的罪名，烧死在火刑架上。

　　这些文明与野蛮的交替，辉煌与黑暗的碰撞，人文精神与兽性的重叠，让今天站在中世纪城堡上，站在达·芬奇的纪念小教堂，和悬挂过成片尸身的城墙之间的我们，说不出的迷茫。

　　我们习惯了简单的历史分期，教科书简单地一刀切去了一千年中世纪的黑暗，打开一个阳光明媚群星璀璨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的目光被艺术的光芒照射得眼花缭乱。我们因此相信，那就是一个人文的时代。这实在太小看历史的惯性。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连贯在一起。一个在制度上没有任何触动的旧时代，很多变化只能是缓慢渐进的，就连中世纪本身都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

　　常常令大家扼腕痛惜的古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一个孤独的天才早产儿。它们几乎注定是要灭亡的。文明出现得太早的话，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他的生存可能几乎完全取决于生存环境。假如他得到的不是一个暖箱，而是一片野兽出没的丛林的话，我们又凭什么指望他能生存下去？文明在那个时代，就是软弱的同名词。当我们看到，在人类早期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中，雅典人在那里发展文明，培育生长着民主制度的萌芽，雕琢着精美的石雕，胸中酝酿着史诗的激情；同时，我们又看到，邻近的斯巴达，纪律严明，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如同一个兵营。小儿七岁就严酷训练，青年个个参加军训，三十至六十岁全都是现役军人。这幅景象，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只浪漫的羊一样。那是人类在比谁的牙齿尖利的时代。

　　结果总是最野蛮的大获全胜，中世纪如期而至。可是，中世纪整整一千年。这不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无底黑洞。进步，走向文明与人性的进步，是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人类的希望。所以，从进入中世纪的第一天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另一个向上的艰难跋涉。教堂建筑的发展是中世纪文明进步的一个物质证据。在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与文明同归于尽之后，人类又渐渐发展出了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这样艰难的千年跋涉和不断创造的结果，才是文艺复兴的逐步到来。而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时代。野蛮的印记依然存在。在人文精神开始发蒙，人体雕塑已经满街满宫满后花园的时候，尊重个人生命，尊重个人权利，尤其是异端权利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所以，那些给巍峨的教堂奠基的主教们，那教堂里蜂拥而至的教徒们，在当时并没有理解圣丹尼告诉了他们一些什么。圣丹尼站在那里，到法国文艺复兴，整整一千三百年过去了。他依然捧着他被砍下的头，忧郁地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人们能够理解宗教中向善的真谛。正是这样一个宗教内核，使得它依然流传，依然找到自己的信仰者，帮助它的信仰者在野蛮时代的泥沼中，慢慢跋涉出来。那是宗教属于金砂的部分，它永远不会被时光的流水冲走。

　　我们从卢瓦河谷回到巴黎，打开电视，那里正在播放当天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电视台的头条新闻。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让·保罗二世，正在梵蒂冈，向全世界的人们，为天主教所有的历史错误，公开做有史以来的首次庄严忏悔。他要求天主教徒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请求上帝原谅天主教在两千多年来犯过的所有罪行。他提到了由于天主教徒在历史上的敌意、偏见和无情，因而遭受苦难的所有人们，他请求宽恕。同时，他也代表天主教，原谅了所有曾经迫害过天主教徒的人们。

　　我仿佛看到，死不瞑目的圣丹尼捧着的头颅上，眼眶变得湿润。有一滴泪水，在慢慢聚集。渐渐地，他睁了近两千年的眼睛轻轻闭拢，那滴泪水，终于落在了初春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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