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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Chapter 5 巴黎是法国的象征

  Symbole de la France

  在美国人看来,法国还远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巴黎已经有了一些由移民而产生的少数族裔。要论视觉上的“异族景观”,还无法和纽约相提并论。纽约人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可是巴黎人,从心底里,对一些“外来者”大概还是常常不大认账。

  很多年前,作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就曾经写过,一个巴黎出租司机向他抱怨说,哪里还看得到什么巴黎人,全是外国人。那个坚决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司机还埋怨说,那些亚洲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或许他指的还包括犹太人),他们住在巴黎干吗?伯恩斯坦写到,不管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多久,不管他们说着多么流畅的巴黎法语,不管他们在国庆那天唱着《马赛曲》的时候,对法国多么充满爱国情怀,甚至不管他们在为法国而战的战场上是多么勇敢,在这个出租司机眼里,他们还是连个法国人都算不上。

  今天,相信这样公开抱怨的巴黎人已经不多。在现代社会,文明世界已经达成共识,种族歧视的言论会给言论者本人带来非议。可是,大家好像都有这样的感觉,法国人的特殊骄傲依旧。我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里,和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一起,遇到她的一个法国朋友。聊了几句以后,我就想试着练练自己刚学了三拳两脚的法语。结果,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事后对我说,你可千万别见到法国人就想着要练你的法语。法国人最忍无可忍的事情,就是人家“糟蹋”他们的语言了。我想,操练英语大概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忠告。所以多年过去,我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许,大家都承认,法国人实在是有骄傲的资本。十七十八世纪,法语是远达俄国的欧洲上流社会通行语言。法国的作派,在多少年里,一直是风雅的典范。其实,到了法国才知道,这样的特殊骄傲只属于巴黎。在中国,我们会说,广东人、北京人、上海人,等等,几分天下,各领一方风骚。可是在巴黎人那里,法国人永远只分两种。那就是巴黎人和外省人。

  巴黎人也是给大家宠的,谁让全世界都趋之若鹜地一口一个“巴黎香水”,“巴黎时装”,“巴黎时尚”呢。在巴黎,从凯旋门直通卢浮宫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有一家卖手提袋、小背包、小钱袋的商店。所有的产品几乎是一样的浅褐色,相似的图案设计。可是凭着巴黎名牌,卖着天价,还限量供应。居然有企图多买而被拒之门外的顾客,在街上眼巴巴地央求过路游客,替他们进去再买几个。而里面挤着的顾客大多是东方面孔。

  作为大都市的巴黎,出现街头乞丐当然很正常。这在纽约也有的是(当然卖艺人不在其列。那是一种工作而不是乞讨)。可是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乞讨风格,实在和美国不太一样。第一天到巴黎,随朋友去一家超级市场。在街头一个转拐,冷不丁地就见到一个人直愣愣地跪在地上,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以后还看到过几次,有一次是直直地跪在人流湍急的宽阔人行道的中间,就像急流中一块黑色的礁石。在美国那么些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乞讨形式。

  在巴黎地铁里,乞讨者则流行发表演说。我们见到多次全部是男性。他们上来之后,为了盖过隆隆的列车行进声,就会很大声地开始倾吐苦水:如何失去工作,家中又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诸如此类。倾诉的内容,与宣言般的演讲风格形成离奇对照。美国的失业者福利和法国比起来,实在差得很远。但是,美国的乞讨者却不习惯于向陌生人大声倾诉。美国乞讨者多是默默拿着一块牌子,常常只是简单写着他们的需要,“为食物工作”。有时加一句,“愿上帝保佑你”。我们想,这大约是一种区域风格或者说地区习惯罢。朋友告诉我,提起这些乞讨者,巴黎人只是不屑地说,“那都不是巴黎人”。

  但是,假如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巴黎和外省的划分,倒确实很有道理。

  欧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是没有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的。其实亚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今天的我们不再去细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国的几百年殖民史罢了。不想也是对的,因为历史形成的现实永远是对的。我们今天,假如对历史上的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够处之泰然,那么,在处理历史上的“失”的一面,似乎也应该更冷静地去思考和理解,更有历史感地处理和对待。

  在历史上,法国是一个没法算细账的地方。原来都是一个个小地盘,可是罗马帝国兵士们,哗哗地随着恺撒,如潮水般地涌来,谁也挡不住。一块块小地盘就被潮水扫进了大罗马帝国。恺撒神气地来到这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巴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扎下营帐,就成了高卢总督。罗马式的大剧场和浴室,就在这里渐渐盖起来。那个罗马浴场的遗址,就是今天的巴黎中世纪博物馆。过上一阵,历史一个拐弯,罗马人又呼呼地如潮水般退去。土地就又皲裂开来,原来的格局不可能回复,只能分裂成另一番的景观。经过匈奴的冲击和分分合合之后,北方的日耳曼人又横扫下来,被这一波潮水所漫漫淹没的面积,几乎又是一个罗马帝国的规模。所不同的是,当家人已经完全不同,这一次是所谓查理大帝国了。

  这还远不是最后的局面。查理大帝的儿子一死(公元840年),三个亲兄弟的继承人立即开仗。结果是查理帝国又一分为三。兄弟三人各持一块。北边的大致是今天德国的疆土,南部的一块相当于今天的意大利,西面的就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法国了。这还只是在古地图上的亲兄弟分家产,远不是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此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整个欧洲大部被卷入,人们疯了一样精神亢奋地向东而去,又傻了一样疲惫颓丧地原路归来。几个反复之后,那脚下轮番践踏后的土地,怎么可能还是原来模样?

  这样的古代“英雄征服”式的思维方式,在欧洲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久久埋藏。就拿法国人来说,连“大革命”都经历过了,这样的古代理想,照样在拿破仑时代死灰复燃,烧遍欧洲。

  从十字军东征,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复杂,还不仅仅在于各片大小领土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戏剧化演变。它还有其运行的双重轨迹,那就是与王室时而平行时而交错发展的宗教线索。政教两路合二为一,这样的纠合缠绕,使得所有的人都在漫长的岁月中吃尽苦头。有权力的分合消长,还有教会领土和王室土地的纠纷,更有宗教战争对世俗生活的冲击。政教的纠葛是复杂的,其后的宗教派别之争也是复杂的,就连天主教在欧洲呈现压倒优势的时候,教廷本身都是复杂的。最能够说明历史上天主教教廷混乱状态的,就是法国的南方小城阿维尼翁(Avigno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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