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仙(10)_高阳

一〇

　　结果还是设了政事堂，徐世昌来做了“太平宰相”，梁士诒也出了公府，被任为税务督办，不再是袁世凯的“近臣”。只是他在财政、金融、交通界的潜势力，一时无法动摇，所以二杨又出了一记花招，就在他将离公府之前，找关系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系梁士诒的评论。

　　这篇评论一开头就说：“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固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的第一人也。”以下分析他的性格，说极像袁世凯，“着着蹈实，步步为营，及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功。”这段话已是意在言外，隐约指梁士诒在密密布置“篡位”，以下“譬如行军，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乃为其后路粮台”，更似嘲笑袁世凯费尽心机，不过为梁士诒开路而已。

　　接着便是强调梁士诒在财政、金融、交通以及实业方面的势力，“非唯在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这些表面上看来大捧特捧的话，其实是对袁袁凯的警告，作用是要引起他的猜疑。

　　旁敲侧击做足了反面文章，正面再点一句，说“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大总统大权旁落者”，结论是：“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

　　这篇文章，不但袁世凯动心，袁克定看了更觉得触目惊心，因为梁士诒很明显地是跟他站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变成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了。

　　因此，二杨设计了一套打击梁士诒的办法，但必须等日本“二十一条”的交涉，告一段落，“外患”既消，方可全力对内。

　　中日交涉开始于二月初二，一直到四月十七日，一共开了二十五次正式会议，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当时群情愤慨，民气高昂，而且段祺瑞的态度改变，一力主战，袁世凯始终没有坚定的表示，因此日本政府看准了他的两项弱点：第一、是怕国民党；第二、是想做皇帝——不但想做皇帝，而且想快快做皇帝，所以到了五月初七，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除原件第五号以外，其他一至四号，限期五月九日下午六点钟，“为满足之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于是袁世凯下令，五月初八下午召集会议，袁世凯亲自主席，右面是副总统黎元洪，左面是国务卿徐世昌，此外政事堂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部政务次长曹汝霖，以及在这一次交涉中相当活跃的秘书顾维钧均列席以备咨询。

　　首先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报告这天中午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告：“朱尔典是这么说：中日交涉，竟至决裂，实在可惜。贵总长知道，哀的美敦书只有是与否两种答复，目前中国的情形，非常危险。欧战正打得起劲，各国无法注意东方。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避免危机。从此整修军政，切实预备，埋头苦干十年，必可抬头跟日本相见。我想，大总统明白大势，知己知彼，决不轻自启衅。”

　　说到这里，陆征祥停了下来。大家的眼光，亦都落在主席脸上，只见袁世凯毫无表情，不知道他对朱尔典的话，是不是听得进去？

　　“朱尔典又说，”陆征祥继续报告，“他听说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已经秘密动员。今日府中会议，决定大计，关系中国存亡，贵总长应力排众议，负起责任，辅佐大总统，支撑危局。因此，特来请贵总长注意。我在中国四十年，跟袁总统有三十年交情，不愿眼见袁总统与贵国遭此不幸。这一番意思，请贵总长代为报告袁总统及大会。”

　　说完坐下。整个居仁堂静寂如死，只等袁世凯发言。

　　“黎副总统，有什么卓见？”

　　黎元洪是早就跟他的智囊商量过的，当即答道：“国家大计由大总统一手主持，元洪没有啥子话说。”意思是根本不担辱国的责任。

　　“徐国务卿呢？”

　　“朱尔典盛情可感！”徐世昌答非所问。

　　他旁边就是议事堂左丞杨士琦，不等问到，先自发言：“朱尔典的意思很明白，英国自顾不暇，中国不能期望它仗义执言。”

　　袁世凯点点头，却又问说：“杏城的看法，各位以为如何？”举座默然。然后杨度发言：“朱尔典忠于大总统，这番劝告，兼顾公谊私情，出于肺腑，不可不特加重视。”

　　“英国的态度如此，美国的态度呢？”

　　这次是外交次长曹汝霖答复：“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我外交政策是秉承大总统的指示，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所以关于日本所提的条件，以及历次会议经过，都用迂回的方式，透露给外交团。美国公使芮恩施，曾经密告国务卿卜莱安，无奈卜莱安并不重视。芮恩施而且直接电呈威尔逊总统，威尔逊亦持消极态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日本在华盛顿活动得很厉害，美国方面所重视的是‘第五号’，因为这一号的条款，干涉中国内政，对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日本的解释是：‘第五号’是向中国的请求，可作友谊的商讨，意思是可以让步，因此美国不会挺身干预。我们希望英美出面牵制日本的政策，就目前来说，无实现之可能。”

　　“外交方面的形势，由于欧战的关系，对我不利，在军事方面，亦难跟日本周旋。”袁世凯说到这里，仿佛悲愤不胜似地，“我国虽弱，如果侵犯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的条件，我一定誓死力拒。现在，第五号，日本已撤回不议，其他侵及我主权、以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据理力争，已经修改，比最初的情形，已挽回很多，不能不委屈求全了。”

　　这就算作了结论。会议有些“无终而终”的模样，从主席开始，一个个悄然离座，每人的脸色都很难看，神气惨沮，一声声幽微的叹息，似断还续。唯一的例外是国务卿徐世昌。

　　“子廙，子廙！”他的声音虽不算太高，但在此哀肃低沉的气氛中，颇令人注意，纷纷转脸去看，当他会后有何惊人的言论发表。

　　谁知全不相干！徐世昌从马褂夹袋中，掏出一迭纸片，交给财政总长周自齐——每一纸片是一份简历，这就是官场中的所谓“交条子”。

　　“子廙，一共八个人，务请推爱安插！拜托！拜托！”

　　在场的人，无不愕然相顾。这样的场合中，徐世昌居然无动于中，还有心思为私人打算，真可说是全无心肝了。

　　而徐世昌却怡然自得，仿佛无视于大家惊愕的眼光，从容而起，踏着安详的步伐离开了居仁堂。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提出二十一条的道理！”梁士诒大摇其头。

　　但是，这也难怪徐世昌，他到底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了，对袁世凯的本心与行事，也看得太透了！知道他的容颜惨淡，悲愤难言，都是做作，暗中全不是这回事。二十一条的问题一解决，就等于取得了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紧锣密鼓，好戏快将上场，不整顿全神，等着看戏，戚戚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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