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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事件(3)

　　按：这段叙述，极具史料价值，于翁同龢的罢黜及以后的编管，指出了根本原因。“年映”即英年，清史稿卷四六五，与徐桐父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毓贤等合传，皆为义和团之乱的罪魁祸首。英年一传特简，不足两百字，仅谓“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攻使馆，英年弗能阻”，似乎力不从心，本意并不偏向拳匪，“褫职论斩”有些冤枉。观 《续孽海花》的描写，参以其他史料，方知英年早为“载漪、刚毅集团”的中坚分子。

　　清史传本传记英年出身云：“姓何氏，隶内务，为汉军正白旗人。”则其人为上三旗包衣。乾隆以后，包衣每称为汉军；此人以贡生考取笔帖式，会看风水，因而起家，右步军统领属下右翼总兵，转左翼，是载漪的党羽。翁同龢罢黜后，载漪集团废立的阴谋，日趋积极，造作种种德宗有病的谣言。沈鹏听不入耳，曾数与居停争执，不欢而散，旋即出京回苏州。

　　费念慈当初以沈鹏为赘婿，原是有作用的，及至翁同龢放归田里，沈鹏就再也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因而在岳家的境遇，益发不堪，走常熟谒师，翁同龢是年九月廿六日记：

　　晨沈颂棠来，伊八月廿四出京，在苏州费氏婿乡，忽又不乐，欲余荐馆，又欲从余居。此人诚朴有志节，不儿迂而少通。

　　廿八日又记：

　　晨沈颂棠从梅里归，又来谈，劝其姑还婿乡，然势不可久居矣。

　　隔了两天，费念慈谒师长谈，自然亦是为了沈鹏。翁同龢十月初六日记：

　　写俞君实信，为沈颂棠。颂棠来信，谓婿乡不可住，在上海即赴鄂也。

　　俞君实名钟颍，与翁家有亲，自光绪初年即一直受翁同龢的提携，二十二年以总理衙门章京，外放为湖北荆宜施道。他曾任翁家西席，兼任接待宾客之资，跟沈鹏也很熟，应该会很好地照应他。但相处未几，复又辞馆而归，其时为廿五年三月。

　　在苏州住到夏天，复又不能安于婿乡了，翁同龢七月廿九日记：

　　沈颂棠来，仍有疑疾，余广其意，仍以入都为是。

　　所谓“广其意”者，沈鹏颇思振作，翁同龢加以勉励，并认为仍以回京销假，在翰林院供职，方为正办。这一次销假入都，遂有叶昌炽所记，九月廿一日之事。缘督庐日记先记其两年以前事云：

　　先是，两年前诵唐曾上书言宫闱事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虽赴西市无憾。”师（指徐桐）告以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力拒未许。自此戒阍人无为沈编修通谒。

　　在徐桐看，沈鹏既有心疾，又有“前科”，翁同龢在乡理当提高警惕，严加管束；则任令其来京销假，首请代递封奏，而处置老到，谓“中堂欲视，何妨启视”，将以泄露内容之责，归之于徐桐，此又不似阅历不深而又有心疾者之所为，因而徐桐疑心为翁同龢所教唆。

　　事实上，翁家为此事非常紧张。而教唆者，则翁家的女婿，亦即《续孽海花》的作者张鸿倒难脱嫌疑。张鸿在他的书中分析沈鹏致心疾之由，最重要的一点，是疑心费小姐在苏州另有所欢：

　　他本来研究诗词，满腔情绪，满拟在闺房唱酬用的，不料那位米小姐毫无一点热爱深怜的表示，别来数月，音信不通……他天天独住在会馆中，几个同乡老友如庄仲玉等，时时劝导他，也不能消灭他的精神变态。

　　庄仲玉即是张鸿，在他的书中，为他自己所起的化名。以下引录沈鹏劾“三凶”的奏稿；“三凶”谓荣禄、刚毅、李莲英，历数罪状，但除了表示对李莲英“除恶务尽，不俟终朝”以外，于荣禄仅谓“亟收兵权”，于刚毅亦不过请惩其苛暴，并未要求作任何严峻的措施。

　　张鸿看完此奏，曾与沈鹏谈翁同龢的功过，张鸿的看法是颇为中肯的，他说：

　　去年党祸（指戊戌政变），我看稍有良心的士大夫，都有点灰心的人。你这个折子上了，有甚么用处？况且也未必能上去。你说到皇上现在可怜，但是你的老夫子教了他一二十年书，也没有替他布置点基础，去年不赶掉他，确是可保不致于闹事；但是母子争权，早晚总要决裂的，那时候他老人家或许受祸较深些，也未可知。

　　谓翁同龢在此一二十年中，并未为德宗“布置点基础”，也就是说没有组成一个真正的“保皇党”，确为实情。但翁同龢并非没有组织过，汪鸣銮、文廷式、张謇，在翁同龢看，都是栋梁之材，可惜培养不得法；而一旦见忌，又不能力任保护，任令人排而去之。张謇是最聪明的，早看出翁同龢不可恃，因而自作打算，在所谓“翁门六子”中是结局最好的。

　　不过张鸿之所谓“没有替他布置点基础”，不免有牢骚在内，因为他虽是翁同龢侄孙女婿，却并没有受到甚么提拔；也就是不注意“布置”的一个证明。张鸿接下来又说翁同龢，“至多不过如王渔洋、翁覃溪一流，文采风流，照耀一时罢了，决没有大政治家的手段”，却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以下又谈到沈鹏此折一上，累及翁同龢的问题。《续孽海花》中写道：

　　仲玉道：“据我揣想，那掌院的余老道，正想做大阿哥的师傅，那里肯替你代奏？你的祸福他不管，他倘然代奏了，比你的罪更厉害，这老肯傻干么？他不代奏，就不会牵出你的老夫子来了。”

　　“余老道”谓徐桐，因为他笃信“太上感应篇”，故有此外号。徐桐不肯代奏，就不会牵累翁同龢，这是第一次的情形；第二次就不同了，此为张鸿所见不到，还是别有缘故，已无法查考，但张鸿写沈鹏上奏是第二次的纪实，在戊戌政变前，沈鹏已有一次，张鸿不能不知，既知而未加阻止，且复怂恿之，很难解释其心态。张鸿为沈鹏的打算如此：

　　仲玉道：“我们总角之交，无庸客气，你将来飞黄腾达，我是不来保你的，一来你没有趋跄奔走的才干，二来你从小读了许多书，不愿做那卑鄙龌龊的事，所以你的官运，将来也不过如此。况且朝局如此，不久必有大乱，恐怕也没有时候让你等着飞黄腾达。你倘然由此得一大名而去，替你想也很上算的。”

　　北山呵呵笑道：“毕竟是知己！我本来没有富贵的希望，加以处境如此恶劣，还是干这个的好。这稿子请你改削一下，几天内我就要去干。”

　　三千余言的原稿，经张鸿删改成一千多字。上折的情形，除缘督庐日记以外，翁同龢日记中，亦曾提及，但皆无细节。故《续孽海花》中的记载，可补拙稿之不足。据翁氏族人告诉张鸿，沈鹏自在翰林院见拒于徐桐以后，次日又至徐桐家求见，“声明祸福由他一人身受”，而徐桐仍旧拒而不见，但对翁同龢的影响，至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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