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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事件(4)

　　其时翁弢夫因丁祖母之忧，已回常熟，翁家在京诸事，由翁同龢的一个远房侄孙翁耀孙，亦即是《续孽海花》中的龚樵孙照料。沈鹏的封奏，虽未上达，但京中已传遍了这一新闻。翁耀孙便派人将沈鹏送回苏州。到了十一月初，沈鹏复又北上，这回闹的风波很大。翁同龢日记：

　　十一月初四日：闻沈颂棠抵上海，此次入京又欲上封事，狂疾深矣！

　　十一月初九日：沈鹏前日到山投刺，闻住三峰，所欲递之折，竟刊入申报，可怪、可憎。

　　十一月十一日：沈颂棠由三峰来，辞以疾。

　　沈鹏谒翁同龢既未获接见，遂又入京，乃有讦告徐桐之事。翁同龢日记：

　　十一月廿五日：连日为沈鹏在京欲讦大臣，同是公议，遂令出京，而炯孙阻之尤力，旋天津报登其疏稿，而论者遂疑余主使。沈鹏既归，见之又作辨诬一篇，欲刊之于报，于是同乡诸君益愤，斌孙面斥其具疏之谬，并痛驳其置辩之非，乃始罢议。噫，沈鹏一痴呆子耳，其人不足惜，而欲累及师门，亦奇矣哉。

　　意在言外，谓有人鼓动，其人即为张鸿。翁家后与张鸿几绝往来。而张鸿在《续孽海花》中对申报及天津国闻报登载沈鹏疏稿，皆略而未写，独详者为沈鹏大闹翰林院，翁耀孙手指几被咬断一节：

　　仲玉一看，果然是北山和樵孙二人在地下拖滚。仲玉就上前扶起北山，那赶车的也扶起樵孙，两个人颈面胀红，相视不出一声。

　　仲玉道：“二位在此地都不雅观，姑且到我家里去再说。”

　　樵孙道：“好，好！”他就跳上了车。北山的车不知那里去了，仲玉就扶他坐在自己车厢里，自己跨了车沿，一同回到半截胡同寓中。仲玉请他们到书房中坐下，只见樵孙衣袖上血迹淋漓，吃了一惊，问道：“樵孙，你袖子上怎么了？”

　　原来翁耀孙赶到翰林院，只见沈鹏穿了官服，在大门外三跪九叩礼毕，捧着折匣正要进门。翁耀孙上前先夺折匣，交与车夫，然后劝阻；沈鹏跳着脚大吵大闹，招来了好些看热闹的人。翁耀孙拉他上车时，彼此滑倒。沈鹏恨极，拉住翁耀孙的手，咬住他的小指不放，直待张鸿赶到，才得解围，但翁耀孙的那只小指已被咬断了骨头，仅有一半皮肉相连。

　　征诸翁同龢日记，啮指一事，确为纪实，而且翁耀孙的这番痛楚，对保全翁同龢，颇有关系。后面将会谈到。

　　当时在张鸿寓中，苦劝沈鹏回南，沈鹏表示，只有翁同龢可以阻止他，否则，匹夫不能夺志。于是打电报到常熟，由翁弢夫回电：“谕令垫资，派人婉劝回常。”恰好翁耀孙的姊夫，也是翁同龢的另一个侄孙女婿叶茂如引见后南归，便由他护送沈鹏同行。路经天津，发生了沈鹏奏折，披露于国闻报的新闻，此事于翁同龢颇有关系，亦为了解戊戌政变真相的一项重要左证，据 《续孽海花》描写如下：

　　叶茂如和北山，在天津车站下来，就住在紫竹林鸿升旅馆。茂如去找了几个朋友，回来向北山道：“今晚上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你一同去散散心好吧？”北山道：“很好。”

　　傍晚，那朋友来了，进房看见了北山，就由茂如介绍了，原来直隶候补知府王菀生。菀生知道是沈北山，就特别和北山作揖道：“兄弟新近听说老兄具折参劾三凶，真是朝阳鸣凤，钦佩得很。”

　　北山道：“书生愚见，算得甚么？况且没有上达，承阁下提及，惭愧得很。”

　　菀生道：“这篇文章本不在乎上达不上达，只要天地间留得正气，留得公论。老实说，这事没不能实行的，何妨在报上发表一下，教世上有心人都拜读一下纔痛快。”

　　茂如听了忙道：“这万万使不得的，北京同乡教我伴送他回乡，就怕他再闯祸。”

　　菀生听了，向着北山一笑道：“这事不提……”

　　当天晚上王菀生在天津侯家浚赛金花处宴客，将沈鹏的疏稿骗到手，交由严复在国闻报上，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地发表了全文。这当然是恶意的。按：王菀生名修植，浙江定海人，光绪十六年的翰林，与翁同龢素无往还，而为荣禄在北洋时，办洋务的文案要员，官衔是候补道。戊戌政变时，梁启超以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安排，化妆为日本人，在天津登上日本轮船，总署通知北洋，荣禄派王修植带同日文翻译官上船查缉，王修植与梁启超相熟，一见装作不识，日文翻译官以日语盘问梁启超时，梁始终不肯开口，王修植一笑而起，带回翻译官，以查缉无着覆电总署。

　　王修植承荣禄之命有意纵放；康有为则在慈禧训政的前一天，八月初五即已得到消息，一早出京，至塘沽后，自道已登招商局的海晏轮，大餐间已有人，改搭官舱，行李亦已下船，因船须次日清晨四点钟方开，嫌舱中气闷，因而又携行李下船，第二天初六上午十时，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离津。

　　但上海的报纸记载，上海道蔡钧奉到缉拿康党的电报后，盘查所有自津抵沪的轮船，招商局新济轮的买办陈述：康有为于初五下午下船，后来有口操粤语者四人上船觅康，低语良久，康有为即携行李下船，据闻将改搭重庆轮云云。是则康有为亦为政变发作以前，有意纵放；原搭新济轮，而在是年年底自编的年谱中，故意写为海晏轮，乃是作伪而避免为人查究真相的手法。戊戌政变，另有真相。颇持正义的严复，在国闻报上评论说：

　　天下至不平而可伤心之事，莫甚于凭一家之私说，而无两造之讼直。即如康有为一狱，自八月初六日以后，中国之懿旨上谕，始则曰“辫（莠）言乱政”，继则曰“大逆不道”……欲成其谳，须有四证：一、康之奏文；二、袁之告辞；三、皇帝之谕旨；四、同谋杨、刘、林、谭之供状……不然则与八月十四日上谕，“谋围颐和园”五字，前不见来踪，后不见去影，冥冥九阍，茫茫终古，长留此不明不白一种疑案而已。

　　王修植一直在北洋办洋务，同时也替北洋联络新党及报界，类似今天所谓“公关”人员。既为幕僚，自以府主之意旨为意旨，在戊戌政变前后，荣禄为“载漪、刚毅集团”拖下水，不能不纵放康梁，以免所谓“告密”、“谋围颐和园”的欲加之罪，因康梁到案，公开审讯而拆出。

　　及至裕禄代荣禄督直，此人属于“载、刚集团”；义和团在袁世凯治下的山东不能立足，涌向直隶，在裕禄的庇护下，迅速蔓延，同时废立的阴谋正在积极进行，为消除可能产生的阻碍，对于退归林下的翁同龢，仍有相当的顾忌；及至居然有沈鹏这种“书呆子”出现，更不知翁同龢门下，尚有几许人步沈鹏的后尘，所以王修植之骗取沈鹏的原奏，交国闻报发表，包藏祸心，是翁同龢又一次极严重的危机，且不说翁同龢对废立如果有不满的表示，即难免杀身之祸；即令其朝士有反对的言论，亦可能以翁同龢作题目兴起大狱。因此沈鹏的行为，为整个常熟京官所厌恶，而沈鹏亦因此而不能免于祸。

　　二十六年正月廿五日，上谕将沈鹏革职，着地方官严行监禁。常熟县自曾君表家将沈鹏传到，狱中颇为优待，不与众囚同处，且派两仆为之执役，县令又赠书籍碑帖，铁窗岁月，不难消磨。月余以后，移省监禁。至义和团乱起，沈鹏得知两宫西狩，大受刺激，心疾更甚。狱中有诗两首，一首是七律，题作“闻西狩有感”：

　　回首长安感慨多，宸躬消息更如何？
　　半年缧绁思金阙，一夕烟尘渡玉河。
　　算我无能空叹息，逢人多泪自滂沱。
　　圣朝恩泽知无限，应有遗臣夜枕戈。

　　另一首五律，比七律要高明些。

　　四郊多垒日，天子复蒙尘。
　　缧绁微臣罪，封章丞相嗔。
　　围钧谁致乱，家难更伤神。
　　爱惜桃花好，从今莫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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