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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讷令兄”的故事

　　翁同龢光绪廿四年十月廿四日记：

　　以新闻报导：廿一日严旨，臣种种罪状，革职永不叙用，并加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等因；伏读感涕而已。

　　这又是叶缘督所称“木讷令兄”的构陷。清朝末年，士大夫好以隐语暗指人物。“刚毅木讷近乎仁”，木讷之上为刚毅——此人是戊戌政变中，隐于暗处的两主角之一。“六君子”之死，以及翁同龢的被放，他要负大部分责任。

　　他是满洲镶蓝旗人，笔帖式出身；任刑部司官时，以熟于律例，派充为秋审处总办。当同光之交，杨乃武案轰动全国，此案的背景，极其复杂，牵涉到两个政治问题，一是地域性的党争，一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当洪杨既平，湘淮两系的势力大为膨胀，左宗棠平定浙江，李鸿章平定江苏，原有功于江浙，但亦因为如此，俨然以为可以支配江浙，李鸿章“用沪平吴”后，始终布其羽翼在两江；左宗棠则更视浙江为禁脔，自同治八年保荐他麾下大将杨昌浚为浙江巡抚后，杨昌浚每个月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凑足西征的“协饷”，汇交左宗棠的粮台，本省有重要兴作，如修水利等等，反不能优先动用本省的收入，日子一长，浙江人对左宗棠不免反感。江苏人对李鸿章则更不时杯葛，以致于李鸿章大骂“吴儿无良”。这种对立的情况发展至同治末年，到达顶点时，发生了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

　　杨乃武未中举以前，在地方上包揽讼事，并不安分，但此案中无辜；小白菜风流放诞，声名不佳，但此案中亦属无辜。只以余杭知县刘锡彤，自恃为大军机宝鋆的乡榜同年，平日素恶杨乃武好事，复又误信人言，审此案一上来就误入歧途，及至发觉不妥，已无可挽回，只有将错就错，锻炼成狱。

　　浙江京官，皆知内幕，支持杨乃武的家属京控，发交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胡瑞澜竟维持原判。浙江京官大哗；以胡瑞澜籍隶湖北，而两湖是大同乡，认为胡瑞澜庇护其同乡杨昌浚，因而造成浙江与两湖的对立；江苏则以对湘军、淮军皆无好感之故，而且江浙一向亲近，所以加入浙江方面，变成江浙对两湖的党争。

　　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是辛酉政变以后才产生的。清朝一直采取中央集权制，而以雍干两朝发挥得最彻底，至道光朝由于中央的领导无方，内忧外患并起，至咸丰朝渐成内轻外重之势。于是辛酉政变后，特为选用“同治”作年号，以表示放弃中央集权制度，但此为迫于现实，不得不作笼络之计，慈禧太后及亲贵世臣，内心并不情愿。

　　其时的现实是什么？是汉人以其智慧，并付出生命、财产为满清打天下。此所以肃顺虽诛，而他的重用汉人的政策，为恭王所继承，且进一步由事实上这么在做，变为昭示天下，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五省军务，明诏“朝廷不为遥制”，自清兵入关以来，从未赋与汉人如此大的权力。

　　及至洪杨平定，捻匪瓦解，朝廷发现疆吏的权力过于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因而亟谋收权。杨乃武案，是借此以杀督抚威风的妙着；欲使天下咸知，生杀予夺之权，仍操诸朝廷。是故四川总督丁宝桢入觐时，面责刑部尚书桑春荣：“公真愦愦！此案何可翻？一翻此案，疆吏不可为矣。”但此案终于平反，浙江巡抚杨昌浚以下，皆获严谴。

　　但刑部起先主持此案者，非满汉两尚书，而为署理侍郎的翁同龢，其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记：

　　葛毕氏案，提验尸骨无毒，皆具结矣。此案余首驳议，而松侄司藩极用力，甚矣折狱之难，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审慎也。

　　“松侄”即翁曾桂，时为刑部司官；与刚毅同为秋审处总办。刚毅以承审此案，奉旨嘉奖。光绪五年己卯京察——三年考绩，外官曰“大计”，京官曰“京察”，前者于寅申巳亥年举行，后者逢子午卯酉年举行。这年正月，翁同龢升任刑部尚书，京察时以刚毅列为一等。部曹京察一等必外放，刚毅因此得为广东潮嘉惠道，是个好缺，未几升江西臬司，调直隶，迁广东藩司，又调云南，光绪十一年擢升为山西巡抚，行外放至封疆，历时仅六年，而资格相同的翁曾桂，至光绪廿四年亦不过以江西藩司，署理巡抚，刚毅受翁同龢之深，于此可见。

　　刚毅任外官时，仍颇结纳翁同龢，如光绪十一年翁同龢日记：

　　九月廿六日：刚子良中丞来长谈。

　　九月廿七日：拜刚子良晤谈，以所刊“牧令须知”等见赠，此君清廉明决，特沾沾自喜耳。

　　十月初七日：刚子良有赠，却。

　　刚毅每次到京，必与翁有数次长谈；翁亦常为人写“八行”与刚，交谊实为不薄。甲午以后，更援引刚毅，联翩入枢，不意同官既久，渐生意见。

　　刚毅与徐桐一样，是极端的排外派，翁同龢与刚毅公然发生争执，即由于论洋务；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翁同龢日记：

　　与刚公语不合，几拂衣。

　　此为论对德交涉，刚毅一味主强硬之故。及至二十四年德国亨利亲王来访，议礼节时，刚毅不独与翁同龢意见不合，且于上谕亦以为不可。三月初八日翁记：

　　议德王弟觐见礼，内有握手回拜两端，诸臣皆以为不可……刚君早起与余论事不合，然其人直，可恕也。

　　翁同龢之为君子，即此可见；但仅有君子之腹，不知刚毅此时已结纳慈禧左右，正谋排挤翁同龢。三月十三日记：

　　（论接见德王弟礼节）上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

　　至于翁同龢对刚毅，以昔为部属，且有援引之德，共事时态度不免略见倨傲，此尤为结怨不解之由，如同月廿八日记：

　　无折有报，事颇多。见面时，漏一片未请批，余当时即顾刚君令检，而公反复未能检出，退始了然。又承旨派毓贤出省竟遗忘，递事后旨问乃急补递，皆余之疏也，敬识之，巳正乃散。仲华约于话，会约明日代奏，伊派大挑大臣，因步军统领有印，不能住内阁。

　　于此可见，翁同龢视刚毅，约略如军机章京。记荣禄一段，足见外间指翁同龢为权臣，亦非虚语。荣禄其时在协办大学士中居首，大学士麟书新殁，即将升补其缺，而举人大挑，奉派为大挑大臣，以步军统领职司京畿治安，不能住内阁，竟不能“递牌子”请见面陈，而须翁同龢代奏，在翁与无帖权之心，而在他人不作如是想。凡此遭妒，皆为翁同龢骤然蒙祸之因。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刚毅与翁同龢结怨之因云：

　　客有告协揆（谓翁）曰：“刚相识汉字无多，闻在直时，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并于外省道员中指道员刘鼎为刘鼐，经公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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