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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密之谜(3)

　　但在《戊戌日记》中谈及朱论时，谓“谭云：‘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的，确有此朱谕。’”前后说法不同。张国淦又记：

　　我又询初五日请训，皇上交何朱谕？袁言：实未交朱谕。但谕‘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似乎是我的军队以后可与荣禄对立，不必受他的节制，但亦未明言。”

　　“与荣禄各办各事”一语，亦见《戊戌日记》，但记为初二日谢恩时所谕；日记中谓初五日请训时，只有袁世凯的奏谏，而“无答谕。”揆情度理，以与张国淦所言为真实，因既为请训，德宗决无一言不发之理。张国淦又记：

　　袁又言：“我见荣督，荣问：‘请训时奉何密谕？’我言：‘请训时并未奉有密谕，只叫我好好练兵。’荣言：‘何必欺瞒？’我觉得北京举动，彼已闻知，因言：‘皇上对于太后并无他意，只是新进诸臣，兴风作浪。’即将初三日夜，谭嗣同谈话详要说明，并言：‘这是他们的策画，与皇上丝毫无干。母慈子孝，他们的胡作非为，万不可牵累皇上。我们当调和两宫，保全皇上。’荣笑言：‘你倒是皇上忠臣。’我言：‘外有各国使臣，内有各省督抚，如果有非常之举，难保不有异议，致生他故。’荣频点头言：‘你还是好好练兵吧！’

　　袁世凯这一段话，与日记不同。日记中强调他与荣禄的立场一致，俾为如或兴狱，有辩解的余地。此时已非清朝，无所顾忌，因而语气中指出荣禄为后党。至于所谓“欺瞒”，袁世凯所瞒者，为“与荣禄各办各事”一语，而非所谓“诛荣围园”，但日记既已如此说法，对张国淦遂亦不得不说假话。张国淦又记：

　　我又询袁：“彼时都说荣禄初五夜专车秘密到京，才决定大计，实情如何？”袁言：“太后训政，酝酿已久，近日杀荣围园，风声传播，后党方面又加甚其词，所以提前办理。我在此时亦是他们怀疑防闲之一人，荣果秘密到京，自然不令我知道。我此时忧谗畏讥，亦不敢多有议论。”

　　这段话有真有伪。荣禄如于初五秘密进京，袁世凯决无不知之理。因为荣如初五夜进京，则初六日谒见慈禧，有许多事要办，初六必然无法、亦无必要赶回天津，则袁世凯至督署见荣扑空，荣禄的行踪自明。推作不知，正为荣禄其时未曾进京的反证。

　　张国淦与袁世凯的上引谈话，是在民国二年，当时他并未看到宣统元年在南通印行的《戊戌日记》，直至民国十五年二月，有名的词家况夔笙，在发表于“申报”的“餐樱庑漫笔”专栏中，连续刊载日记原文，张国淦方始发生疑问，认为其中最大的漏洞是袁世凯八月初五回津与荣禄相晤的情况，他说：

　　这是何等重大事件，岂有当晚“略述内情”而等待“次早”却又“枉顾”之理？

　　诚然，这是情理上绝不可通之事，袁世凯于此段未说真话。但如因此而以为袁世凯有不可告人之处，即为告密的证据，则大谬特谬。如前分析，袁世凯作此日记的用意，在留一辩解的余地，且极力强调他与荣禄的立场、看法以及情绪相同，俾使摄政王载沣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不敢再追究此案，即不能不简化其与荣禄谈话的经过。

　　问题是假话说得不好，照道理应该编得更合理，事实上这亦并非困难之事；而所以如此写者，是故意写得不合理，故意留下漏洞，须知这个漏洞，是一个开启真相的匙孔。譬如这一段：

　　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达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闲只好先退，约以明早再造详谈。

　　就“告密”而言，这一段是非常不通的。叶、达皆荣禄幕僚，尽可请他们离去，以待毕其词；即或为了礼貌，亦可请荣禄易地密谈。复就情理血言，荣禄亦决不会置如此大事于不问，而与幕僚闲谈之理。袁世凯所以如此写，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列举两名在场的证人；第二，暗示本无密可告，故以“略述内情”一语了之。此为史法中曲笔及隐笔的交替运用。清朝初期文网甚密，故清人有所记述，欲保留真相而恐触犯时忌时，每每运用此技。我在作清朝诸疑案的考证时，经常遇到。如冒辟疆作“影梅庵忆语”，有意将董小宛的年龄弄错一年；并托吴梅村设法保存董小宛被劫，辗转入宫，祔葬顺治孝陵的真相，吴梅村为之写“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绝八首，即为一例。

　　吴梅村的方法是先写董小宛被劫，而以“引言”中“阮佃夫刊章置狱；高无赖争地称兵”两语，闪烁其词，故意用阮大铖及高杰两人来淆乱听闻；最后在第八首结尾，留下“欲即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这么一个疑问，也就是一个大漏洞，董小宛既然葬在影梅庵，何以祭扫无由？墓门是如何深；侯门是如何阻？要问答案，便须从这个“匙孔”中去探索真相。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漏洞尚多，而所有的漏洞，无非都在暗示，“围园”是不可能的事；政变亦非由他而起。所谓“袁世凯告密”亦如“曾参杀人”，越传越盛，越具体越诞妄，最可笑的莫如大陆专门造假古董、假史料的一班人，在所谓“项城书札择抄”中，伪造一封袁世凯致其兄袁世勋的信。先谓袁世凯是保皇党，其言如此：

　　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

　　按：其时只有“保国会”，并无保皇党。至光绪廿五年夏，康有为在加拿大以“衣带诏”为敛财之举，始于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省成立“保皇会”，其后遍设总会、支会于加拿大、美国各埠；梁启超亦于日本横滨成立同样的组织，方有“保皇党”这个名称。“戊戌政变”以前，皇帝所握有的权力，前所未有，足以自保，何待他人“保皇”？

　　以下又谈“废立”云：

　　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儁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指，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

　　此一段无一真实，且“康梁”为后来的名词，当时的梁启超，尚鲜为人知。又谈与荣禄的关系云：

　　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曲，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

　　此时袁世凯已经在京，何得又谓之“提兵入京”？但愈出愈奇，奇谈之尤，更在以下：

　　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党羽，荣相刊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词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即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弟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之。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然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若君为不孝也。”

　　对袁世凯的这封“家书”，只有以“开玩笑”三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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