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99)_高阳

九九

　　特别需要指出，而言戊戌政变所全未指出者，即密谕中的“尔等”，并不包括林、谭、刘，固已见于字面，且并不包括康有为，康有为是在“诸同志”之列，与林、谭、刘等，都在“妥筹密商”的被动方面。然则“尔等”指谁呢？指具有“密缮封奏”的人，也就是杨深秀、徐致静这些言官及兼讲官的翰林，六部九卿以外，只有他们能上“封奏”；至于康有为上奏，需由工部堂官代递，所言之事先要说明白，如王照之例可知。

　　这就是何以杨锐得以保存此密诏而未交与康有为的缘故。康有为甚至连墨本都未得到，他只是听谭嗣同说过，有此一道诏书，“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一语，在康有为年谱中，居然变成“朕位且不保，令与同志设法密救”了。

　　依前引密诏而论，可以断言德宗此时对康有为已经疏远；因为他知道激进之路已经走不通。其实，谓康有为如何上结至知，亦只是他自己如此说而已。果然德宗视康有为如宋神宗之于王荆公，则擢用四京卿时，何不置之于左右？且安有见信之臣，远遣之上海办报之理？康有为也好，张荫桓也好，对德宗的影响力，决不如翁同龢，当德宗准备取得慈禧的谅解，复起翁同龢时，必已想到翁同龢不愿引荐康有为的话，而康有为之被疏远，即始于此时。

　　康有为之无耻，即在于翁同龢及德宗，谬托知己；后世言此事之失，在以为康有为虽欺诈，但事实总得其十之七八，究其实际，必无之事，满纸诳言。兹就其矛盾伪饰之明显可见者，略举如下：

　　（一）八月初二上论：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道上论的用意，是很清楚的。第一是对康有为的警告；第二是澄清康有为的地位。康有为奉旨督办官报，仅系上海一处，十八行省一千几百州县，每处每月出银一两，另加绅商购阅，月可得二千两，此即上谕中的所谓“筹有的款”。但康有为未餍所欲，仍在京中大肆招摇；他本人并无专折言事之权，有所陈说，须呈本衙门总署代递，因而多方鼓动言官出奏，颇为孙家鼐所恶，因有此旨，催其出京。又以康有为招摇过甚，流言且有康有为进宫之说，故上谕中特为声明，“召见一次”。末尾更谓其“迁延观望”，加上开头的“实堪诧异”，则此谕已近乎申斥，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竟如此说法：

　　初二日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遽请训政折，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

　　在此以前，康又自谓：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桓。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谷并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白，皆藉谭、林通之。

　　照康有为所说，“四京卿”之得用，都由于他的关系，此种呓语，可以不辨。但既常藉谭、林以达天听，尚未出京，应早为德宗所知，何以“实堪诧异”？既欲“保全”，德宗何不命谭、林口传，促其从速出京，岂不远较明诏为妥当？

　　事实上，那里有“保全”的说法？杨崇伊递请训政折，系初二下午到海甸，初三凌晨递折；其时促康有为出京已有明发上谕。杨崇伊尚未递折，训政亦未成为事实，而谓德宗竟能先知，促康出京，以为保全，天下竟有此奇事？其后康徒张伯桢为其师作传，知此为大不通之事，改为“杨崇伊于初一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折，西后意遂决，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出京也。”康门弟子之诞妄如此！

　　（二）康有为日记又云：“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梁启超）及二徐（徐致靖、仁钟父子）、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

　　所谓“林暾谷持密诏来”，根本为子虚乌有之事，已成定论。且就其自己所记，已出现了极大的漏洞，既然有所谓密诏中的“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且“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却又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初四日即翌日，然则“皇上”救不救了呢？

　　再谈康有为所住的南海会馆，位于米市胡同。这条胡同的周围，即清朝诗人笔下常提到的“宣南”，在明朝就很有名，入清如昔，其西的丞相胡同，有明朝严世蕃听雨楼的遗址。米市胡同有“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大宅，至潘祖荫时代，文酒之会，盛极一时，且内有中州、江阴、光州、六安、重庆等会馆，北去即刑人之处的菜市口，在这样一个车马喧阗的繁盛之区，谓如逢国丧，大哭特哭，试问有此理乎？且公然“经画救上之策”，则所谓“妥速密筹”的“妥”与“密”者何在？凡此皆非情理中所能有。

　　康有为于“大众痛哭不成声”下又说：“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托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云云。

　　这段话大概是康有为想到了明英宗的“夺门之变”，信口胡说。照康有为的计画，其前提是袁世凯有兵带来，可以挑选死士，在京行动，但袁世凯并未带兵来。而且德宗在京，而荣禄在津，“扶上登午门”即无法杀荣禄；倘谓是在津杀荣禄，则又何必“扶上登午门”？皇帝固照常办事，且将接见伊藤博文；并非已被幽禁，需要扶上午门，令百姓瞻仰，以示真命有在。凡此不通之说，数十年来竟无一人指摘者，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康有为日记中，其他公然作诳之言，可谓之指不胜屈，如五月初三日：“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折，可令其直递来。”但“东华录”后此所载上谕，如为康有为的奏折，无不由总理衙门代递，则仍是工部主事派充总理衙门章京的身分，并无特许直接上奏之权。

　　康有为之不能如言官、讲官之得具“封奏”，陈言径达天听，已为铁样的事实。德宗之有密诏，不能付与无“封奏”权的官员，更为理所必然之事，否则不能直接奏覆，何“密”可言？而况朝廷办事，自有规制，上下沟通的管道，尤为严格，如翁同龢复起，因军机处不能径对无职任人员行文，须由地方官转知，如在常熟，由江苏巡抚转知，不易保密，且恐有故意延搁或阻挠的情事，所以先使翁同龢赴南昌，因其时翁曾桂以赣藩署理巡抚，廷寄朝到，翁则夕行，既妥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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