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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管

　　从光绪廿四年八月初一日起，翁同龢才算真正归田。

　　前一天，七月三十日，日记中仅余“发京电”三字，其时袁世凯已经奉召抵京；杨崇伊上折请太后训政事，已决定实行；此折一上，朝局必翻。慈禧可以同意德宗复起翁同龢，但黜翁既系由她主持，迨至训政复又起用翁同龢，变成出尔反尔，断不可行。但京华梦断，翁斌孙大概只告诉了他最简单的结果，原因是不能见诸电报的。

　　八月初二开始作归计，日记云：

　　与筱侄谈家事，又假侄二百金作归资。

　　于此可证，江西之行非为省嫂视侄，一舒游观，倘原意如此，来去川资当早筹划妥当，不必临时开口。

　　至初八日，翁同龢“恭读电传谕旨”，始知太后复出训政。日记中记感想云：

　　臣在江湖，心依魏阙，益战栗罔知所措也。是日秋分，微阴仍热，终日愤愤，未办一事。得斌七月廿二日函，平安、言近事颇奇突。

　　“战栗罔知所措”之上，加一“益”字，最足以道出心境。如无复起之议，则既已放归田里，宠辱不惊，无须“战栗”；着一“益”字是深恐因此又遭咎戾。初九日又记：

　　晨雨，数月以来，夜梦种种，亦不复信矣。昨梦人持示一诗：首句“寂寂仁义圃，坦坦道德途”，真至言哉！

　　由此可知，翁同龢出京之前，便有终将还朝的自信。此自非凭空而来，依当时的情况及德宗对翁同龢的感情而言，四月二十七日的严旨以后，必使廖寿恒或张荫桓传谕翁同龢，暂且归田，俟太后消怒后，即当复召。至此大澈大悟，热中之念全消，但亦不至“战栗罔知所措”，虽仁义寂寂，但道德不亏，自是君子之坦途。所难堪者是对家人，尤其是想到翁同书夫人。

　　翁同书夫人，翁同龢称之为“三嫂”，而实为长嫂。她的一生，在感情上的起伏极大，翁同书在安徽带兵打仗，身处危城，日夕惊心；其后被逮入京，将罹大辟，其心境可想。后来幸而被赦，至陕西花马池剿匪，戎马仓皇，日子并不舒服。翁同书殁后，翁曾桂外放为监司，板舆迎养，稍享晚福，但她亦深知“朝里无人莫做官”的道理，因此，翁同龢的升沉在她是非常关心的。这一点可以从翁同龢的日记中，反映出来。

　　七月廿七日：至门则导从缤纷，入室则一家喜气。嫂氏……一见握手，喜出涕，二十年春眷之怀，于此稍释。

　　八月初九日：午后入见嫂氏，今日下床坐椅，精神语言，大胜于前，惟老人为余挥泪，余未敢言归，而寸肠郁结。

　　为之挥泪，则已知复起之说成空，翁同龢“未敢言归”，更可见其有所为而来。

　　八月十四日：默坐未能入辞，辗转百端，此值莫可喻也。

　　八月十五日：五更起检行囊、徘徊不入。

　　辞嫂之难如此，因意料中凄苦话别，翁同龢自己亦不堪承受。

　　九月十七日：得熙孙（翁曾源次子，翁斌孙之弟）信，云江西初二函，言老人病未愈，未详其状，因发电交茂为，由福山电局去。

　　九月十九日：午正突接江西回电，嫂氏于昨日午刻弃养矣。惊痛之余，中怀茫昧，急告诸宅。数日心惊肉颤，今晨起占易，得屯之上六，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知此事在旦夕，亦感神明昭鉴之捷矣。痛思文勤公客死塞上，吾嫂氏辛苦数十年，犹幸贤子孙侍养无违，稍享老福，吾今年尚得一见。自归后即虑此疾难起，不料竟未及期颐也。……此行真大错矣！

　　翁同龢如在常熟等候信息，则复起时，例由军机以“廷寄”嘱江苏巡抚转知，不过稍稍耽搁，无碍大局，而事之不成，翁曾桂可以婉转陈明堂上，甚至于饰词敷衍，不以真相明告，翁同书夫人所受的刺激不深。及至溽暑有南昌之行，满城文武以迎接现任大员之礼相待，翁同书夫人喜极而涕，老年人骤有此感情上的大波动，本已于病体不宜，不意升之于九霄，掷之于九渊，翁同龢虽可以“寂寂仁义圃，坦坦道德途”自解，而在翁同书夫人则真是不折不扣的邯郸一梦。翁同龢归后即虑其“此疾难起”，亦是想到将近期颐之年，不能经此荣枯顿异的刺激。这一来翁曾桂必须因丁忧而开缺，半年之间，叔侄双双铩羽，此行真个大错。

　　经此巨创，翁同龢开始安排林下生涯，在城内塔前，赁了一所平房，作《安宅记》短篇云：

　　戊戌八月归自江西，久赁屋于塔前为栖泊之所。国事方殷，忧怀为捣，遑敢作身家计，然亲戚往来，见闻杂沓，不可弗记也，故书此册，庶几焚香告天之意。是月廿五日，松禅老人记。

　　“松禅”之名，首见于此。但既赁屋闹市，又置此册，以记见闻，其未忘怀国事，意亦可知。其时姨太太陆氏业已南归，书籍字画，悉数运来；翁同龢常亲琐屑，藉为排遣，且子侄亲友众多，日子过得还不寂寞。

　　到了十月廿一日，忽然又来一个极沉重的打击，是日上谕：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以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日之役，主战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十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同时另有一道上谕，严谴吴大澄：开缺巡抚吴大澄居心狡诈，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兹即革职永不叙用。

　　甲午之役，湖南巡抚吴大澄请缨，带领湘军宿将出关，王湘绮曾作《小游仙诗》四首相讥。其人之“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八字罪名，字字皆实。兵败后，竟无任何严重处分，外间多谓翁同龢包庇，翁于此节，亦未否认；此时牵累及之，可知翁之获罪，与追论甲午责任有关。

　　《缘督庐日记》十月廿一日全录上谕，后志感慨云：

　　臣苏人也，读竟不能不为短气。愙斋咎由自取，严谴已迟；至瓶师醴酒之嫌，不意决裂至此，不如寿州之生，亦不若高阳之死也。连日读《海虞妖乱志》，适闻此变，奇哉，奇哉。

　　“愙斋”为吴大澄的别署【愙kè同“恪”】；“瓶师”指翁同龢，翁别号“瓶居士”；寿州谓孙家鼐，此际正得意之时；“高阳”谓李鸿藻，殁于上年夏天，恤典甚优。此三人者，皆为帝师，而翁同龢的境遇独惨，而获咎之故，如叶昌炽所谓“醴酒之嫌”，不过在慈禧面前礼貌稍疏，而决裂如此，实为意想不到。 《海虞妖乱志》一书，如《过墟志》、《三荒十衍录》等，皆为明朝末年特有的一种小说，记世家大族的秘辛异闻，生活琐屑，事奇人奇，始末毕具，在当朝即有奇书之目。 《海虞妖乱志》记常熟钱氏族中祖孙父子，生前身后、悖逆伦常、争权夺利，乃至子孙烝庶母、庶祖母的丑闻。叶昌炽竟以此比拟翁同龢以帝师之尊而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可以想见当时士林为翁不平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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