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101)_高阳

一〇一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漏洞尚多，而所有的漏洞，无非都在暗示，“围园”是不可能的事；政变亦非由他而起。所谓“袁世凯告密”亦如“曾参杀人”，越传越盛，越具体越诞妄，最可笑的莫如大陆专门造假古董、假史料的一班人，在所谓“项城书札择抄”中，伪造一封袁世凯致其兄袁世勋的信。先谓袁世凯是保皇党，其言如此：

　　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

　　按：其时只有“保国会”，并无保皇党。至光绪廿五年夏，康有为在加拿大以“衣带诏”为敛财之举，始于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省成立“保皇会”，其后遍设总会、支会于加拿大、美国各埠；梁启超亦于日本横滨成立同样的组织，方有“保皇党”这个名称。“戊戌政变”以前，皇帝所握有的权力，前所未有，足以自保，何待他人“保皇”？

　　以下又谈“废立”云：

　　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儁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指，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

　　此一段无一真实，且“康梁”为后来的名词，当时的梁启超，尚鲜为人知。又谈与荣禄的关系云：

　　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曲，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

　　此时袁世凯已经在京，何得又谓之“提兵入京”？但愈出愈奇，奇谈之尤，更在以下：

　　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党羽，荣相刊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词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即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弟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之。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然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若君为不孝也。”

　　对袁世凯的这封“家书”，只有以“开玩笑”三字来形容。表面上是开袁世凯的玩笑，实际上是开中共的玩笑。中共干部常将文化人视如劳工，以为只要动手，就必有成绩，若干文史学者，乃以苦中求乐的心情，信口开河，大开玩笑，一以排遣无聊寂寞的苦闷心情；一以嘲笑中共之无文化，一以交差换取粮票，一举数得，而浅薄无知者，信以为真，则自取之咎。

　　张国淦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既录此“家书”，复作四点分析：㈠“加入保皇党”，㈡“初五日面交密诏”，㈢“提兵入京”，㈣“初五日请训告密”。最妙的是，在此四点分析以后，须作结论时，前面先加一句：“由此，我们如认为袁书确实”则如何如何，此非强烈暗示，“袁书”并不确实。中共搞“文化”工作的干部，以“代工”的方式作“学术研究”，史料便是原料，分配多少史料，便须交多少成品，“论件计酬”付工资。至于史料之真伪，在中共干部是不分辨也无法分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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