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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密之谜(2)

　　康有为之无耻，即在于翁同龢及德宗，谬托知己；后世言此事之失，在以为康有为虽欺诈，但事实总得其十之七八，究其实际，必无之事，满纸诳言。兹就其矛盾伪饰之明显可见者，略举如下：

　　（一）八月初二上论：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道上论的用意，是很清楚的。第一是对康有为的警告；第二是澄清康有为的地位。康有为奉旨督办官报，仅系上海一处，十八行省一千几百州县，每处每月出银一两，另加绅商购阅，月可得二千两，此即上谕中的所谓“筹有的款”。但康有为未餍所欲，仍在京中大肆招摇；他本人并无专折言事之权，有所陈说，须呈本衙门总署代递，因而多方鼓动言官出奏，颇为孙家鼐所恶，因有此旨，催其出京。又以康有为招摇过甚，流言且有康有为进宫之说，故上谕中特为声明，“召见一次”。末尾更谓其“迁延观望”，加上开头的“实堪诧异”，则此谕已近乎申斥，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竟如此说法：

　　初二日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遽请训政折，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

　　在此以前，康又自谓：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桓。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谷并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白，皆藉谭、林通之。

　　照康有为所说，“四京卿”之得用，都由于他的关系，此种呓语，可以不辨。但既常藉谭、林以达天听，尚未出京，应早为德宗所知，何以“实堪诧异”？既欲“保全”，德宗何不命谭、林口传，促其从速出京，岂不远较明诏为妥当？

　　事实上，那里有“保全”的说法？杨崇伊递请训政折，系初二下午到海甸，初三凌晨递折；其时促康有为出京已有明发上谕。杨崇伊尚未递折，训政亦未成为事实，而谓德宗竟能先知，促康出京，以为保全，天下竟有此奇事？其后康徒张伯桢为其师作传，知此为大不通之事，改为“杨崇伊于初一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折，西后意遂决，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出京也。”康门弟子之诞妄如此！

　　（二）康有为日记又云：“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 （梁启超）及二徐（徐致靖、仁钟父子）、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

　　所谓“林暾谷持密诏来”，根本为子虚乌有之事，已成定论。且就其自己所记，已出现了极大的漏洞，既然有所谓密诏中的“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且“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却又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初四日即翌日，然则“皇上”救不救了呢？

　　再谈康有为所住的南海会馆，位于米市胡同。这条胡同的周围，即清朝诗人笔下常提到的“宣南”，在明朝就很有名，入清如昔，其西的丞相胡同，有明朝严世蕃听雨楼的遗址。米市胡同有“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大宅，至潘祖荫时代，文酒之会，盛极一时，且内有中州、江阴、光州、六安、重庆等会馆，北去即刑人之处的菜市口，在这样一个车马喧阗的繁盛之区，谓如逢国丧，大哭特哭，试问有此理乎？且公然“经画救上之策”，则所谓“妥速密筹”的“妥”与“密”者何在？凡此皆非情理中所能有。

　　康有为于“大众痛哭不成声”下又说：“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托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云云。

　　这段话大概是康有为想到了明英宗的“夺门之变”，信口胡说。照康有为的计划，其前提是袁世凯有兵带来，可以挑选死士，在京行动，但袁世凯并未带兵来。而且德宗在京，而荣禄在津，“扶上登午门”即无法杀荣禄；倘谓是在津杀荣禄，则又何必“扶上登午门”？皇帝固照常办事，且将接见伊藤博文；并非已被幽禁，需要扶上午门，令百姓瞻仰，以示真命有在。凡此不通之说，数十年来竟无一人指摘者，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康有为日记中，其他公然作诳之言，可谓之指不胜屈，如五月初三日：“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折，可令其直递来。”但《东华录》后此所载上谕，如为康有为的奏折，无不由总理衙门代递，则仍是工部主事派充总理衙门章京的身分，并无特许直接上奏之权。

　　康有为之不能如言官、讲官之得具“封奏”，陈言径达天听，已为铁样的事实。德宗之有密诏，不能付与无“封奏”权的官员，更为理所必然之事，否则不能直接奏覆，何“密”可言？而况朝廷办事，自有规制，上下沟通的管道，尤为严格，如翁同龢复起，因军机处不能径对无职任人员行文，须由地方官转知，如在常熟，由江苏巡抚转知，不易保密，且恐有故意延搁或阻挠的情事，所以先使翁同龢赴南昌，因其时翁曾桂以赣藩署理巡抚，廷寄朝到，翁则夕行，既妥且速。

　　但康有为决不能道破实情，否则他的一切诳言，无不拆穿。因此，他竟造作德宗许以“直递”的子虚之事，进而有所谓“密折”、“密诏”。其事实真相，可为之分析：

　　第一、从谭、林口中，康有为得知确有密诏付杨锐。康有为设想他人必有此疑问：康某既自称如何上结德宗特达之知，则有密诏，何以不付康某？于是撒谎撒到底，竟谓有两道密诏，一道谓“朕位且不保，令与同志设法密救”；一道谓催其出京，意在保全。好在谭、杨均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即令不信有其事，但无证据。不意此密诏竟为杨锐携回四川，且于宣统元年呈交摄政王，公诸于世，真相乃明，否则终成疑案。

　　第二、康有为在京多方活动，终未能更上层楼，八月初二日催其出京的明诏一颁，康有为的原形，已显了一半。八月初三杨崇伊上训政折，则慈禧复掌大权，已成定局。康有为至此已至日暮途穷之境，倘不速走，祸且及身；但既不能携其弟同行，而忍令蹈虎尾春冰之险，就必须有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因而造作德宗境况如何危险，欲其相救，以示大义所在，忠君不能不弃弟的苦衷。

　　第三、有密诏始可号召勤王，以遂其行骗之计。

　　至于袁世凯，只在迫不得已，或居然有人当面询问时，承认告密，不认诬证，因为告密可有解释，一是为了“保全皇上”；二是荣禄为长官，如此大事，何所不告？但诬证则为陷害，决不可认。

　　但就是袁世凯自己的话，亦有许多前后不符之处，如张一麐所记，“据北洋幕府所闻”，而又谓“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谓袁世凯回津后，“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亦在座”之云，而 《戊戌日记》则谓次日始于荣禄座中见到杨莘伯。

　　曾在北洋政府任要职的张国淦，数年前有一回忆录发表，谓曾面询袁世凯。据记如下：

　　袁言：“当时宫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返，所有秘密，他们知道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御史杨崇伊常常来津，在督署一住多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革职后，他们到津与荣督秘谈，所谈何事，外人固不得知，听说与太后训政有关。七月二十九日，我奉旨到京，初一日召见，特赏侍郎候补。初三夜，谭嗣同来，声言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要求我诛荣某，围颐和园，并言：已有朱谕在手。出示朱谕，乃系黑笔所书 （原注：即廿九日密诏节录者。高阳按：即付杨锐的密诏），并无诛荣围园之语。谭言：他能挟制皇上，于我请训时，付我诛荣围园朱谕。我听其‘挟制’二字，不寒而栗，告以‘天津尚有聂董两军，及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北京神机各旗营，事前不能接洽妥当，单靠我的七千人，如何能办这样大事？’谭哓哓不休，只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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