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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密之谜(1)

　　然则袁世凯在德宗既崩，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定策，欲杀袁世凯为德宗报仇，而为张之洞所力救，罢黜回籍之前，何以要留下这一篇支离葛藤的日记；而张一麐又特地托费仲深在南通印行？实为预作免祸之计，其想法与作法是：

　　第一、袁世凯虽罢归洹上，其祸未解，倘或追论“告密”案，则先有印行的一本日记在，可作为辩解的根据。

　　第二、袁世凯的日记中，不但为他自己辩解，而且也极力为荣禄开脱，强调他跟荣禄的立场是一致的，如果他有责任，荣禄也脱不得干系。因为摄政王载沣是荣禄的女婿，如果他要回护他的岳父，即不能不连带回护袁世凯。

　　至于日记中所欲透露的事实，当于不经意处及无字间推求，其主要的申诉是如下两点：

　　（一）“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发矣”，表示荣禄并未主张请太后复出；而由“杨莘伯在座”，“出示”此电，暗示策动政变，另有其人。
　　（二）荣禄谓“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也非子孙所敢闻”，暗示德宗之被幽居瀛台，完全是慈禧单独所作的决定。

　　关于“密告”的传说，起于八月十四日既杀六君子，颁发上谕，为康党加上“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这些谋反大逆的罪名以后。此为荣禄于八月初十进京以后，面谒慈禧太后后，商定的策略，因非如此不能杀六君子，幽德宗于瀛台。

　　当八月初六采取逮捕行动时，以康有为为“首恶”，其罪名亦不过“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初九日续奉上谕，逮捕张荫桓、徐致静、杨深秀及四京卿时，仅谓“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根本未言是何罪名？故步军统领崇礼会同刑部具奏时，亦含糊以“该革员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牵涉大小臣工多名，案情极为重大”为言，仅是株连，而无法具体指出涉嫌的罪名。

　　及至十一日已派军机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后，忽又于十三日径行缚赴西市，四新贵，一言官，一布衣，同时公开处斩，而不知所“伏”者是何“法”？更不知所谓“明正典刑”者何在？于此可知六君子毕命以后，指其谋反大逆，若问证据何在？殊非秦桧之“莫须有”三字所能了事。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唯一的活口袁世凯，为上谕的诬控作诬证，乃成必须。

　　《戊戌日记》末缀“谨述大略，五衷如焚，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等语，实为暗示在见及是日明发上谕以后，作桴鼓之应。袁世凯之受嘉奖，以及翌年冬天之被擢为山东巡抚，乃酬庸及诬证而非告密。这一点，至今尚无人为之细辨，甚矣哉，论史之难。

　　不过，袁世凯作此诬证，亦系备而不用，此非有面子之事，袁所深讳。但当时众口喧腾，政变系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则为康梁师弟大肆宣传而起，袁世凯是不得已而作诬证，康梁则明知其诬，乃以别有用心之故，蓄意诬上加诬，以致后来保皇党每骂一次慈禧，即使得慈禧迁怒于德宗，加上几分虐待，且慈禧对德宗的成见始终胶结不解，康有为之“保皇”者如是！近世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为！梁启超固可佩服，但于此重公案不能不与师同流合污，实为白璧之瑕。

　　如上所论，今所欲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在为谭嗣同辨诬。戊戌八月初三之夜，谭晤袁时，究作何语，已成千古疑案，但就情理而论，如康梁所言，谭嗣同劝袁世凯以流血不过五步的杀荣禄，或有可能；若谓其要求袁世凯提兵围颐和园，劫制慈禧太后，则可断定谭嗣同决不会作此呓语，否则他就是白痴。

　　试想，袁世凯有兵七千在新农镇，亦即所谓“小站”，由此发兵，首须北向通过天津，这一关能不能通得过？其次芦汉路局总办胡燏芬，会不会支持袁世凯，拨给足够的车厢供他运兵？就算北洋自荣禄以下都在梦中，任其所为，但芦汉路只通至南苑附近的马家埠，袁部又如何能从城南到京城西北的颐和园？即令聂、董两军不能赴援，步军统领崇礼的“巡捕五营”及属于内务府护军营系统的颐和园卫队，莫非都会弃械投降？

　　康有为以奉有“衣带密诏”为言，在海外招摇撞骗，且曾伪造谭嗣同在狱中所作的“血书”，为王照所揭发（详见《水东集》），此为治近代史者所深悉。所谓“密诏”，事诚有之，亦仅只一通，系德宗在七月廿八日手交杨锐，杨被难后，其子密藏回川，宜统元年缴呈摄政王，交实录馆，真相始大白于世。原件以大白折端楷朱书，其第一段云：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情形也。

　　十九日朱瑜，指礼部全堂尽革事，慈禧“以为过重”，并不以为根本不应处分，此即所谓“恐失人心”之意，而德宗亦因“圣意坚定”，故“不得不徐图”，冀“随时几谏”，尚有挽回之望。此为当时德宗的基本态度。第二段云：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此足见德宗有自知之明，且亦明白道出处境，谓“权力实有未足”，则非无权力；谓旧法尽变，昏庸尽黜，位且不能保，则倘非尽翻全局，位均能保。德宗在此时的地位，还谈不到“危”之一字。第三段云：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朽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由朕熟思审虑，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

　　一则曰“俾旧法可以渐变”；再则曰：“候朕深思熟虑，再行办理”，充分显示德宗已由急切求功，转变为谋定后动，逐渐改进，以迄于最后达到黜旧进新的目的。情绪上“虽不胜焦急翘盼之至”，而事实上毫无匆遽急迫之状。

　　特别需要指出，而言戊戌政变所全未指出者，即密谕中的“尔等”，并不包括林、谭、刘，固已见于字面，且并不包括康有为，康有为是在“诸同志”之列，与林、谭、刘等，都在“妥筹密商”的被动方面。然则“尔等”指谁呢？指具有“密缮封奏”的人，也就是杨深秀、徐致静这些言官及兼讲官的翰林，六部九卿以外，只有他们能上“封奏”；至于康有为上奏，需由工部堂官代递，所言之事先要说明白，如王照之例可知。

　　这就是何以杨锐得以保存此密诏而未交与康有为的缘故。康有为甚至连墨本都未得到，他只是听谭嗣同说过，有此一道诏书，“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一语，在康有为年谱中，居然变成“朕位且不保，令与同志设法密救”了。

　　依前引密诏而论，可以断言德宗此时对康有为已经疏远；因为他知道激进之路已经走不通。其实，谓康有为如何上结至知，亦只是他自己如此说而已。果然德宗视康有为如宋神宗之于王荆公，则擢用四京卿时，何不置之于左右？且安有见信之臣，远遣之上海办报之理？康有为也好，张荫桓也好，对德宗的影响力，决不如翁同龢，当德宗准备取得慈禧的谅解，复起翁同龢时，必已想到翁同龢不愿引荐康有为的话，而康有为之被疏远，即始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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