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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伊发难(2)

　　如上排比，只缺八月初四日一天情事，留待后论。兹所欲辨者，根本无袁世凯告密之事；是则谓政变之作由袁告密而来，与事实全不相符。所以有此一说者，由于八月十四日即杀“六君子”的第二天，上谕有“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等语，因非诬以谋反大逆的罪名，便无“正法”的理由。不过如此巨案，必然有人追问，是如何“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又如何而“幸经觉察”？于是速作一段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以先诛荣禄，再谋围颐和园的“故事”；而“幸经觉察”，则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其过程如刘凤翰“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就袁记刊出八月初五日的活动如下：

　　早请训，上赐密谕。

　　退后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

　　乘十一点四十分车，下午三点抵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

　　诣院晋谒荣禄，报告内情，荣禄即乘车（五点）晋京，留袁护理直督。

　　汪衮甫（荣宝）“重有感”十首戊戌政变，其第七首下半云：

　　银铛夜醉开东阁，铁骑朝飞入北军。定策殊勋谁第一，青袍御史气如云。

　　“银铛”、“铁骑”一联，用郦寄卖友的故事，以谭嗣同为郦寄所出卖的吕禄，而以荣禄拟条侯周勃。诗意亦谓袁世凯告密后，荣禄入京“清君侧”。因此，这段史实的分辨之处，在于荣禄是否曾于八月初五连夜进京，八月初六如周勃之突入北军？

　　细考官文书及私人记载，均无荣禄于初五入京之说。如叶昌炽记当时前后情事甚详，杨崇伊上训政折，先谋之于“王廖两枢臣”，皆不敢发，而廖因杨有此举，知德宗欲召翁同龢的意愿，必成画饼，因而通知翁斌孙转电翁同龢。我的推断，即因叶记有此重要透露而来。依当时情势来说：荣禄以大学士而握兵权，其行踪备受人注目；如政变为荣禄入京后所发动，叶昌炽亦必有杨崇伊的折子，由庆王递进的记载，而竟无只字提及，可知必无其事。至于袁世凯的说法，亦复两歧，或有或无，只能信其一；我的看法，适与刘凤翰相反。

　　袁世凯的说法有两种，一为袁世凯在北洋最亲密的幕僚张一麐【lín同“麟”。】，在《古红梅阁笔记》中所记：

　　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命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亦在座，乃跪求荣禄作主。

　　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

　　据张一麐自注：“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袁世凯明言“送至车中”，则是亲见荣禄入京。但其日记的说法不同：

　　初五日请训，因奏曰（略）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将至二鼓，不得闲，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发矣。荣相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

　　按：达佑文名达斌，一字以文。甲午之战时，恭王奉旨组织“督办军务处”，庆王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办，达斌为幕僚，以后即为荣禄参赞军务。袁世凯日记中提及此人，殊有深意。

　　袁世凯续记：

　　越四日，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死以保全皇上。予曰：“赵盾弒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世笃忠贞，现居要津，而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荣相曰：“此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也非子孙所敢闻。”谨述大略，五衷如焚，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

　　此一日记，论者皆以为不实。如刘凤翰即谓之为“除了承认自己告密外，几乎全是谎言，并且漏洞百出”。因而相信“荣禄于当天下午五点即已去京”，以为袁所记“晚间”及“次早”与荣禄的谈话，“当然全是虚构”。且同意“张謇传记”作者，与张一麐颇有交情的刘厚生的看法，这段日记经过张一麐的笔削，因为“袁世凯自己的手笔，尚没有如此通顺”。

　　刘凤翰的推论，皆有根据；不过虚构是一回事，荣禄八月初五并未进京，又是一回事。袁的日记中，私室晤谈，竟作何语，并无见证；但记行踪，则不可能虚构，因为道份日记在宣统元年即由南通翰墨林印行，称为 《戊戌日记》；南通因张謇之故，冠盖不绝，《戊戌日记》流传不会不广，其时去戊戌不过十年，姑不言各人记忆，或身经其事者，出而证明虚实，即“国闻报”、“申报”等记要人行踪，亦可覆按。如查出荣禄于八月初五日便已进京，则所言皆虚，袁世凯不能不虑及于此。且记荣禄入京的日期，相当明确，“越四日”即八月初十；而八月十一日，即有一连串重要的上谕，如：

　　一、荣禄保奖袁世凯。
　　二、步军统领崇礼，奏报缉捕人犯的经过，奉旨派军机，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并宣示概不深究株连。
　　三、为翁同龢所不满而退出总署的徐用仪，复回总署。
　　四、原裁各衙门悉仍其旧。

　　这都是荣禄到京，谒见慈禧以后所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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