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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伊发难(1)

　　政变由杨崇伊所发难，为众口一词的指证；但整个计划出于何人策定，则尚成疑问，时人有诗：“定策殊勋谁第一，青袍御史气如云。”则为杨崇伊定策；但杨崇伊背后有人，即是李鸿章父子。袁世凯 《戊戌日记》，记七月廿九日奉召进京，八月初一日召见，旋奉旨以侍郎候补；初二日谢恩情形云：

　　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至午，始回清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复睡。

　　按：既云“候见庆邸”，则必有要事；而又只“匆匆数语”，且不言其事，此为一大疑问。但次日行踪，大致可以解答：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府，邸在园，阍人嘱稍后，即在回事处候。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准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传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以下接叙谭嗣同密访事。结尾云：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反复筹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

　　以下即写初五日请训事。刘凤翰著《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即指出“‘失落’了初四这一天”，是最大的漏洞。但疑问还不止于在初四那天，袁世凯做了些甚么？而在初三那天，袁世凯的行事：

　　第一、初三午后至庆王府，庆王在颐和园，司阍嘱稍后，则庆王必已先有交代；也就是说，庆王有事交代，但候至日暮，未曾见到庆王，此后亦再未提及，然则袁世凯与庆王之间，究竟有何交道要打，而保持如此密切的接触？

　　二、最成疑问的是，初三晨谒李鸿章“久谈兵事”，而且是在李处午饭后，赴庆王府。袁世凯自韩归国，久为李氏父子所深恶痛绝，乃忽然有此一谒，已颇奇特，而又“久谈兵事”，试问李鸿章久已不亲行伍，西法练兵，亦非素所讲求，有何可谈？而且“新建陆军”只得七个半营，总计七千人，谈这样一支部队，又何须一上午之久？

　　自初二召见后至初三“将暮”，袁世凯所会见的只两个人：召见后“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午后赴庆王府“在回事处候”，将暮未能见到，即回寓所。将这些情况联结起来看，明明白白显示，前一天庆王匆匆数语，必是关照袁世凯，详细情形可问李鸿章，次日与李鸿章久谈后，复赴庆王府，乃是礼貌上的复命，报告已遵嘱见过李鸿章；故虽未见到庆王，亦无关系。

　　当袁世凯在庆王府久候时，政变已经发动，庆王在园未回，即是安排杨崇伊在颐和园上书，请太后训政。杨崇伊的行动，李鸿章当然知道；而袁世凯不能不知杨李为至亲，且杨崇伊有赴京谒荣禄之举，然则初三袁、李的话题，不能不及于此，而其时谭嗣同尚未晤袁，无所谓“告密”。

　　在我的看法，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事则有之；思笼络袁世凯，使与“荣禄各办各事”，效忠于帝，言或有之，但所谓“朱谕”，所谓“围颐和园”，皆是子虚乌有之事。目的在制造一个杀康党的借口；不过此亦非袁世凯的本意，而是荣禄授意袁世凯“诬报”四京卿，酬劳则是一年以后的山东巡抚。

　　首先要指出的是，“告密”一事根本不存在；因为：第一、谭嗣同既未说过围颐和园的话，即无密可告；第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已奉明旨，归直督节制，则袁世凯奉召入京时，必先向荣禄请示；荣禄亦必有召见时德宗作何语，随时密告的要求。及至入京，所接触者为庆王、为李鸿章，一定会问起召见的情形；袁亦一定不敢隐瞒，“与荣禄各办各事”之语，早就传了出去，如谭嗣同真有“围颐和园”之语，不必袁世凯回京“告密”，在京即已不能保密。因为袁世凯在京必有人侦伺，谭嗣同夜访，则次日自有庆王等人相询。其日记“失落”初四一天，其中大有文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当时情况如此：

　　一、德宗力行新政，而顽固的保守派，相继反对。军机处刚毅当权，所采取的破坏手法是，凡事掣肘；掣肘不成则如江湖伤科郎中之“贴烂膏药”，卤莽割裂，为帝贾怨。

　　二、德宗思召翁同龢为助：而当翁待命之时，因礼部不为王照代递奏折，导致德宗盛怒，一意孤行，擢用四京卿，以致新旧党争，益趋尖锐。

　　三、李鸿章奉旨退出总署，深恐经手交涉有翻案之虞，于是而有杨崇伊请太后训政之举。

　　四、四京卿中谭嗣同、林旭主张设法分北洋军权，俾以实力作后盾，强力推行新政。其中谭嗣同主张笼络袁世凯，而林旭则倾向于联络董福祥。

　　五、袁世凯之被召，加速了政变的推进。七月底请太后训政一事，即已定局。由于杨崇伊曾先谋之于王文韶、廖寿恒，则廖寿恒必曾通知翁斌孙，训政实现，翁同龢岂有复起的机会？多日经营，一旦成为画饼，此为八月初一日翁同龢日记全删，惟留“发京电”三字的真相。

　　六、八月初二日召见袁世凯后，如无袁以侍郎候补的恩命，政变或可稍缓发作，既有此命，杨崇伊遂于八月初三日向太后递请训政折。

　　七、政变的关系人物，策画者为李鸿章、杨崇伊；执行者为荣禄、袁世凯，居中联络者为庆王。

　　八、慈禧于八月初四日回宫，而于初六日始发动政变者，由于伊藤博文到京定于八月初五日觐见之故。

　　按：伊藤博文系七月廿六日抵达北京，八月初二日接受张荫桓代表总署的欢宴，八月初五日偕日本公使林权助觐见德宗。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于此条下有附注：

　　新党御史李岳瑞等，曾上书请用客卿，伊藤之来，或传系康有为勾引，将入军机，旧党惶悚不安。

　　此为旧党因李岳瑞等有此一奏，因而造作谣言。谓康有为“勾引”伊藤，将康有为的地位太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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