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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空

　　情况的剧变，发生在七月最后一天，是日日记，翁同龢完全删去，只书三字：“发京电”。现在还不能确知发生了何事？但必与七月十九、二十两日以后的朝局有关。

　　德宗的变法开始时是渐进的，但守旧之臣，顽固如故，积忿而激成极端，则在礼部主事王照上条陈，堂官不为代奏一案，七月十九日吏部议奏，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照应奏不奏例，降三级调用；奉上谕“均着即行革职”，有“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是故礼部全堂革职，乃 乾纲独振的立威。德宗如果有高宗那样的手腕，由此开始，一步一步加强，威信可望逐渐建立，但次日即有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之旨，以致“立威”之举变成除旧布新，似乎怀塔布等人，惩非其罪，并非因违旨而获严谴，只是因为他们是守旧派而适逢其会而已。如是，则旧派人人自危，联结益固，且得振振有词地媒蘖于慈禧之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云：

　　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皇上初行赏罚之事，此诏一下，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

　　于此可知“初而震恐”则“立威”已见效果。徜或德宗自己见得到，或军机大臣得力，则必于上谕中声明，此系怀塔布等自取之咎，中外臣工但能恪遵旨意，实心奉职，无须疑惧，强调此为个案，则守旧之臣又何能集结环跪于慈禧之前？此在雍正、乾隆两朝，行大诛罚，必有此安定人心的表示。而此一上谕，不特未设想到此，且叙明赏王照三品顶戴的原因，竟用“不畏强御、勇猛可嘉”之语，是则皇帝先就视守旧之臣为待剿之匪了。至于何以有此上谕，非“木讷令兄”有意煽动，即王文韶等辈无能，两者必居一。甚至王文韶有意迎合刚毅，亦未可知。

　　梁启超“戍戌政变记”卷一，有“岑春煊（误作暄）以上裁官折由未补缺之四品卿特简布政使”一语，所记仅得真相之半；岑春煊实已补缺，而所上裁官折之妙，即在以退为进，非自请裁撤以证明其为可有可无的冗员，不足以动天听。至岑春煊本人则讳言其事，所著 《乐斋漫笔》，不着一字，但云“戊戌四月，陛辞赴粤”，亦为不实之言，《东华录》明载其简放粤藩在七月十五日，何得四月间“陛辞”？

　　凡此导致人心不安的过当之举，皆发生于翁同龢自苏州经上海至南昌途中，在此期间，翁斌孙一直在京观变，并未致书其叔；翁同龢对京中情形，亦相当隔膜。自四月二十日四京卿参预新政后，“明发”皆用电报，但亦未能发现政局变化之迹；细参各家记述，保守派的反击行动，起于七月廿二日，命李鸿章、敬信退出总理衙门。

　　李鸿章虽为首辅，但以翰林出身，而一生从未有过考差，所以不独不能派充翰林院掌院，且凡所有属于主持修史撰文的差使，亦皆无分，在内阁完全只有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空衔；唯一的差使即为总理大臣，亦即唯一的据点在总理衙门。撤去此差，已同闲废，但于情难堪，犹在其次；严重的是，翁同龢即将复起，极可能仍派在总署行走，而张荫桓亦必将仍与翁同龢合作，如此则中俄交涉，可能翻案，李鸿章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的种种卑劣行径，全盘暴露，将有不测之祸。

　　于是李鸿章又发动他专用的“打手”了，此人即是李伯行的儿女亲家，严参文廷式的杨崇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月初九日记：

　　闻首发难者，仍系敝同乡杨侍御也。此君沉深阴鸷，圣门诸贤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

　　又初十日记：

　　午后赴省馆应绀宇之绍，见凤石、范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廖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

　　德宗的变法，与宋神宗的变法相较，方向正确得多，且宋神宗的变法，保守派无不反对，德宗的变法，保守派在理论上亦有不能反对者，但两者皆失败于执行不善则一。所不同的是，神宗有王安石，而德宗只有王文韶与刚毅，此两人皆有故意操之过急，卤莽割裂之嫌。

　　在此以前，引起保守派极大恐惧的一事，厥为裁撤冗闲衙门，七月十四日发布的上谕，内容共五条：

　　一、詹事府无事可办，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半属有名无实，均即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事，原衙门裁撤。
　　二、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只管一部分河工之东河总督裁撤。
　　三、各省不办运粮之粮道，及无盐场之盐道裁撤。
　　四、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冗员，命即详议赶办。
　　五、各省办公局所，无非位置冗员，各省应即一律裁撤净尽。

　　此事关乎不少人的生计，应有妥善办法，逐步进行，而军机惟以一纸上谕了之，殊非办事之道，而徒为君上贾怨。相传此议起于岑春煊，此人为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宿”之一，舞阴侯岑彭的后裔，原籍浙江余姚，北宋年间有岑仲淑者，从狄青西征，因落箱于广西西林，成了土司，乾隆朝改土归流，又变为土官，其父岑毓英，曾官云贵总督。岑春煊先纳赀为郎，后中举人，久任部曹；丁忧起复后，任鸿胪寺正卿。其时新政如火如荼，广开言路，各部上条陈者，日以百计；岑春煊向来好事，谋之其门客张鸣岐，上一条陈，裁撤各冗闲衙门，且身为之倡，请撤其职，德宗大喜，即交军机拟上谕，一体遵行。岑春煊则大蒙赏识，简放广东藩司。

　　岑春煊之得派此缺，因召见时力陈广东政风不良；而粤督谭钟麟为反对新政最力者；督抚同城的广东巡抚既裁，谭钟麟的权柄益重，德宗以岑春煊年轻力壮，敢言且勇于任事，既为新政之拥护者，则派为广东藩司，足以箝制谭钟麟，新政失败，体制复旧，岑春煊以广东藩司调甘肃臬司，乃由至美之地调至瘠之缺，不意复有庚子救驾一事，受慈禧特达之知，晚清宦途经历之奇，莫过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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