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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再起(2)

于此可以进一步断定，此为荣禄策划的阴谋。料想最初的情形是，慈禧闲闲提起，应该看看操。本来清朝的家法，奉皇太后阅兵看操，作用与看马戏无异，是一种娱乐，德宗自然同意。随后方始省悟，在此期间，可能发生政变，必须预作防备。本来以巡狩之例来说，留守的部署，要顾到两点，第一、老成可靠，能应付不测之变；第二、倘或发生不测，号召勤王，须有名义可奉。前者则特简大臣“留京办事”；后者则以“太子监国”，清朝自雍正以后不立储，则必以年长的“阿哥”留守，如“林清之变”以前，宣宗并未随扈木兰，仍居大内，即为其例。 　　在德宗心目中，朝中任何一个人在他发生危险时，都不见得会舍生护主，唯一的一个人就是翁同龢。此所以在原则已经决定，军机会同兵部在安排日程时，德宗急召翁同龢；如果此一判断不误，则翁同龢到京，必将三度入军机，有翁同龢，则不独廖寿恒、钱应溥可听指挥，王文韶亦会合作，此外与王同时入军机的裕禄，与翁素有交情，联络一气，以五敌一，足以压制刚毅。据叶昌炽 《缘督庐日记》载，翁同龢之开缺回籍，乃刚毅所排挤。叶记中称之为“木讷令兄”，“刚毅木讷”的歇后语。 　　不过，翁斌孙的信中，决不会说得这么详细，甚至他也不知道德宗的打算，可以确定的是，曾根据廖寿恒或孙家鼐的传旨，催翁同龢尽速自常熟起程。 　　在翁同龢本已毫无耽搁，所以仍照预定计划，安排行程，自七月十八日起，程途纪要如下： 　　七月十八日：五更轮停，问之锅炉坏，过三时许尚未修好，因即解维行，逆风拉纤，距申尚百余里也。午初过四港口，两轮船来，仍带行，午正三过黄渡，酉正泊酱园弄口，蒋升、傅桂两仆来迎，灯后，缉夫、寅臣同来，谈至亥初去。 　　酱园弄在英租界新闸路。缉夫、寅臣皆翁同龢侄孙，翁家“小状元”曾源之子。 　　七月十九日：发京信、发常熟信。午到酱园弄缉夫寓，见二侄妇，瘦甚，老景矣。万生（航，改名中立，江苏道，号欣陶）来见，甫出京，带余衣箱两只、秋帽一顶来，而段玉带书箱数十只随行之说，不知何故中止？ 　　“二侄妇”即翁曾源之妇。“万生”所带衣箱，自系官服，因为有复起“明发”，地方大吏必来访谒，不能不衣冠肃客。段玉系翁家男仆，既有复起之信，书箱自不必南运。“不知何故中止”？系后来删改之迹，与改“将之江右”一诗，同其机杼。 　　七月二十日：亥初至江宽船，是夜丑正开行。 　　七月廿一日：午初过通州，酉初过泰兴。发京信、发上海信，均托施君（船上账房）送京口局。 　　自十七日至廿一日，五日之中，凡三发“京信”，如此行与复起无关，家书不必如此频繁。 　　七月廿二日：丑初二刻始泊镇江码头，巳初三泊金陵，酉初一芜湖停轮，三刻复行，落日照江，光景奇特，然一出户则环观，即小窗亦窥觇者不绝，可厌也。 　　“窥觇不绝”正见得翁同龢动向之惹人注目，“可厌”实为若憾之词。 　　七月廿三日：辰初一泊安庆，未正二刻过小姑山，申正泊九江。五侄遣仆持函候于此，雇一舟，舟湖广红船也。又报委员郑辅清来见，余官皆投谒，未见，送酒食者亦壁。九江镇宋超侨，九江道诚勋 （果泉）便衣来谈；果泉送路菜，受之。亥正始卧。 　　七月廿三日：郑辅清等来送，皆未见，辰初开行，仍顺流折回湖口，中流容与，始尽揽南北形胜。午初一刻至湖口县，县令徐元升来迎，未见，石镑山左右防营排队接，辞之 （带队记名提督）。……东泊一弯，炮船排炮，马头预备，辞之。 　　长江轮船至九江后，续往西航，而南昌在南，故须折回湖口过大孤山，经鄱阳湖至省城。 　　七月廿五日：游石钟山，过杨泗庙，僧八十八矣，坐石共语，有奇趣。 　　觉有奇趣，故特“记老僧语”： 　　一见呼余老太爷，问系湘人；“曾从军乎？”曰：“脚踢湖南省，幸打广西城。”又曰：“此庵彭公来后无人来，尔来，吾以是彭公郎尔矣。”又曰：“尔年三四岁耳！”余诃之，则曰：“不过六岁余耳。”又曰：“尔欲闲，恐天不放闲，尔名利中人也。”余曰：“我在名利外。”一笑而起，予一银饼；再拜曰：“菩萨钱。” 　　所谓“奇趣”者如此。廿六日复行，廿七日未初抵省城。是日记云： 　　未至十五里，于鸡笼山呼小舟，与卖炭人杂坐，抵德胜门外石灰窖，坐小竹轿入城以避客。至门则导从络纷，入室则一家喜气，嫂氏一见握手，喜出涕，二十年青春之怀，于此稍释。住签押房发京信，小山发京电。 　　其时复起的信息，当已明朗化，满城文武除巡抚德馨调职已离省外，皆至码头迎接，故廿八日日记有如下记载： 　　虽起习起跪。差官诣两司道府州县谢步（用帖，武官用片）。 　　廿九日所记，更为微妙： 　　是日筱山侄生朝，余亦冠带致贺。红男绿女，环绕怡愉。 　　但“导从缤纷”、“一家喜气”；“红男绿女，环绕怡愉”，只得道廿七至廿九的三日，过此则得意之态，欢乐之情，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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