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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再起(1)

　　于是翁同龢日记中，突如其来的有这样的记载：

　　七月十五日：检行李粗毕，客来皆未见。

　　七月十六日：卯正二登舟开行……（至苏州）船中郁闷，寄常信，又寄京信，作七绝三首。初更饮茶市楼，归船即卧，闻呼声，乃叶茂如专人送言信来，甚讶，观之乃斌托其转递者也 （十一号，初六发），平安。

　　七月十七日：五更起，秉烛作覆叶信，添写京信五纸，交邮政。得鹿卿函，递来妾陆函……酉初三刻，大东公司轮船开行，拖带六船，余船第二，在洋关停一刻，未查。五更月上，静思三十七年前滦阳事，不禁魂断。

　　至上海为候船转往江西，至其侄江西藩司翁曾桂署中。观此三天日记，可指出者如下：

　　一、江西之行，非仓卒所定，而此行目的为何，并无记载，故忽来检点行李句，颇为突兀。

　　二、“斌”即斌孙，所寄函须托人转递，则以翁同龢居城居乡，行踪不定，恐有贻误，故托至亲收转，可靠而快捷。

　　三、翁出京后，为时两月，翁斌孙所寄之信，已有“十一号”之多。而翁同龢覆信至“五纸”之多，可知所谈之事复杂而重要，不复杂不必费五纸；不重要不必烦老人。

　　四、所谓“静思三十七年前滦阳事”，极明白，光绪二十四年，再减同治十三年，正为文宗在热河崩逝之年；细思辛酉政变以来，三十七年的家门盛衰，宦海风波，自不免有无穷的感慨，但于此夕“静思”，自非无因。

　　最可注意的是，十六日“作七绝三首”，检诗集卷六，只存“将之江右视筱珊侄”一首，此首之前为“戊戌六月廿有七日苦热”题“残本乙瑛碑”七绝两首；此首之后为“戊戌八月十九日阻风彭蠡”七绝三首，诗题中不但标明月日，而且特书戊戌，大违常例，可知有意为之，其作用在明确示人，自六月廿七日至八月十九日之间，只作诗一首。然则十六日在苏州作“作七绝三首”，已删其二。

　　事实上所删者，不止此两首。七月初九日“和（赵）次公与郋亭（汪鸣銮）唱酬之作”，及十一日“作诗三首与次公”亦皆不存。至于“将之江右视筱珊侄”一首，则在刻集时已经改过；改作如下：

　　海程行过复江城，无限苍凉北望情，传语蛟龙莫作剧，老夫惯听怒祷声。

　　诗意中有恐惧不测之祸之意。此为解释何以甫自京师归里，忽又不顾“秋老虎”正肆虐之时，而有江右之行？为的是新政诏谕迭下，自知所草“定国是诏”，竟尔误国，恐朝廷逮问，故至翁曾桂署中待罪。

　　由此足以反证，原诗三首，及和赵次公与汪鸣銮唱酬之作，以及与赵次公诗三首，必为抒“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情。

　　于此可作进一步探讨，第一翁同龢准备入都之议，起于何时；第二、入都之后，可作何事；第三、德宗是否渴望翁同龢？这三个问题中，后面两个是相关的，先谈入都之议之起。

　　检日记七月初十“得京信两函”，为六月廿六与七月初一日所发。准备入都，即定于是日，于是次日遍谒祖茔；凡翁同龢有远行，皆有祭祖辞行的举动。又次日“致奎乐峰制军函”，下注“平粜缓归款”；奎乐峰即江苏巡抚奎俊，其时已擢为川督，尚未离任，故称之为“制军”，小注则为后来的掩饰，事实上是告以将赴苏转往江西，又次日乃有“检行李粗毕”语。

　　排比上述行程紧凑异常，颇有“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的模样，事实上当亦是如此，后来日记中有极堪玩味的透露。目前不妨设一假定，即翁斌孙于六月廿六、七月初一所发，于七月十一日同时到达的两“京信”，当是驰告这样一个信息：德宗命廖寿丰传旨：翁同龢可即预备进京，候旨启程。至于至江西待命，则可能是翁斌孙与廖寿丰、孙家鼐商定的办法，因为照翁同龢的情况，如有旨复起，必命地方官转知，倘有密令，容易外泄，在翁曾桂署中，则电报已通至九江，传递迅速，且易保密。

　　翁同龢于四月廿七日所获的处分为“开缺回籍”，乃暂时解除职务，与后来奉旨“革职，永不叙用”的严谴，大不相同，不必任何理由即可复召。而德宗所拟位置翁同龢者，当是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翁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奉派管理国子监事务，以迄开缺为止。以此一经历来管理京师大学堂，实为“弃瑕录用”最适当的职务。当然，初步是不可能恢复原职的，因为协办大学士已经补了孙家鼐；照清朝的规制，类此情况，当是先补内阁学士，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安排。

　　至于翁斌孙七月初六所发第十一号信，托由叶茂如代转者，因为估计翁同龢可能已经启程，而叶茂如必知行踪，托他转递，比较确实。而此信之为催促上路，亦殊显然，问题是京师大学堂筹备事务，正由孙家鼐在主持，情势上并不迫切，则催促上路，必然另有原因。

　　依各种情况判断，“十一号”函，当与七月初八的一道上谕有关：

　　整军经武，为国家自强要图，现当参用西法训练，各军尤宜及时校阅，以振戎行。现择于九月初五日，朕奉慈禧皇太后慈舆，由西苑启銮，诣南苑旧宫驻跸，初六日由旧宫诣新宫驻跸，初七日由新宫诣团河驻跸，初九日阅视御前大臣等马步箭，除奕劻、晋祺毋庸预备外，其御前干清门行走侍卫等，或步射、或马射，着先期自行报明，以备届时阅看。初十日阅视神机营全队操演，十一日阅视武胜新队操演。十五日自团河启变御轮车，由铁路诣天津行宫驻跸，廿五日回銮，其天津应行预备各项操演，着俟驻跸南苑时听候诣旨。

　　以后的连天巨浪，都由这道上谕所激起。论者以为“在此次政变过程中，新旧两党都先后准备使用军队，以达成夺权的政治目的。”这话不但有悖史实，且不公平。此时尚无擢用“四京卿”之事，所谓“新党”如指康梁而言，从何去“使用军队”；如新党指四京卿，则运动袁世凯乃被迫行险，如踢足球之以攻击为防卫，倘无此上谕，谭嗣同等人决不会异想天开发动武装政变。

　　因而可以断定，奉太后阅兵之论，决非德宗之意。因为第一：正在全力行新政之际，吏治尚未澄清，何暇整军经武？第二，德宗即欲阅兵，亦一定要看袁世凯在小站用西法所练的兵，神机营及八旗王公侍卫，腰带上挂烟枪下操场的情况，莫非德宗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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