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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2)

这样，翁同龢与张之洞都不能无动于衷，一个不愿放弃有所匡救的机会；一个认为抒展抱负，得以大用的时机已至。当然，他们在产生这样的意念之前，还有个别的考虑。先谈张之洞的考虑： 　　一、同治二年殿试前二本，两宫太后颇有主张，翁同龢之侄翁曾源抡元，乃因诏逮翁同书系狱，翁心存受此刺激而去世，故以状元畀曾源，以慰老臣于泉下。张之洞策论卷书写不如式，两宫不以为违犯功令，得点探花。慈禧对张之洞一向优容，亦为事实；有此背景，正宜利用。 　　二、朝中当权者荣禄，以李鸿藻的关系，早有渊源；荣禄任西安将军时，张之洞姊丈鹿传霖为陕西巡抚，彼此深相结纳，此又是对张之洞至为有利的条件。 　　三、德宗对兴学一事，几乎完全采纳张之洞的意见，是则入朝后，君臣必能相得。 　　此外，张之洞还有一个心愿，想调和宫廷间母子的感情，后来作诗有“课停头白范纯仁”之语，以宋朝宣仁太后及哲宗视慈禧母子，而此非入朝不可。 　　因此，湖北巡抚于八月初七日电奏保荐；略云： 　　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忧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密，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 　　陈宝箴发此电时，不知朝中政局，已在前一日发生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剧变，自然再无人理会这通电报，对张之洞来说，实为大幸，此为发动于数日以前，德宗必然接纳，电召入都之旨一下，则张之洞必然牵涉在内，当然不会与“六君子”同科，但降调或恐不免。 　　至于在翁同龢，罢黜之日，端午节赏照赏，即表示慈禧犹顾念三十年“西席”之情。当他出都后，愈来愈明显的迹象是，慈禧深恐激进派如康有为，以及其支持者张荫桓恃翁同龢为护符而得以出头，只要翁同龢出军机，剥夺了他的“宰相”的权力，即无足为患。至于“定国是诏”，并非离经叛道，相反地，他的主张且已积极地见诸行动，此即诏书中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以及孙家鼐之被重用。 　　翁同龢与孙家鼐的关系，在宫中略如李鸿藻之与翁同龢。孙家鼐之能为帝师，出于翁同龢的援引，翁同龢被逐，所遗协办一缺，亦由孙递补。至五月七日，命军机及总署，迅即议奏京师大学堂事，十五日总署奏上章程，诏派孙家鼐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所设学堂，此即不寻常的举动。 　　何以言之？学校归礼部管理，而孙家鼐为吏部尚书；吏部掌人材之进用，而造就人材非其所能问。倘谓京师大学堂性质为变相的翰林院“庶常馆”，则掌院学士为徐桐，派他管理大学堂，方于事理为顺。固然徐桐及礼部尚书许应骙，皆为守旧派，不宜与闻新政；但此一出自德宗意旨的决定，顺利实现，至少可以证明，总署及军机的“后党”，既未反对翁同龢的主张，亦未反对可视之为翁同龢的替手的孙家鼐。 　　翁同龢及其晚辈的判断是，德宗始终是心向师傅的，四月廿七日之事，因在慈禧坚决而激烈的态度之下，倘或全力维护，势必激起更为严重的局面，暂且容忍，俟机转圜，为德宗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德宗既有弥补咎歉之心，复又想到“师傅”在位时，不论德宗的意旨如何不赞成，但最后终必接受要求；则相形之下，德宗既有甚么事都“办不到”的苦闷，自必更会想到师傅。 　　不过，德宗要顾虑的是两个人，一为慈禧；二为荣禄。慈禧一向念旧，或者对翁同龢如此下场，亦觉不忍，即无此心，亦决不会如当年对恭王那样深恶痛绝，如果德宗请复起翁同龢，只命他办事，不赋予权力，必能得慈禧的同意。 　　至于荣禄，或许德宗没有考虑到，但翁氏家人一定要估量他是否会成为翁同龢复起的绊脚石？但从荣禄两次厚赆，又示意袁世凯来结纳这些情况来看，荣禄必已感觉得手段太狠，应有所弥补，因为即不论感情，以翁同龢三十年显宦，迭掌文衡，亦可说门生故旧遍天下，有其不可轻侮者在。因此，“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谚语，在荣禄此时，必是常常盘桓在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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