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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

其时京里实行新政，新旧相争，如火如荼，第一个大争端是废八股、设学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记”云： 　　五月初五日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礼部者，科举学校之总汇也，礼部尚书许应骙，百计谋阻挠废八股之事，于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劾之，许应骙乃转劾康有为，皇上两不问。 　　德宗之两不问者，因为一问必是康有为吃亏。至七月间，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德宗游历外国；定例，部曹上书，应请堂官代奏，许应骙这一关通不过，即不能上达天听。其时亲贵中亦有同情德宗的，如肃王善耆即是；王照与肃王很熟，经此一条途径，德宗始悉其事，大为震怒，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满汉侍郎四人，“六堂全革”，赏王照四品京堂。据梁启超云： 　　皇上初行赏罚之事，此诏一下，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则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 　　另一方面德宗索性放手大干，两宫各趋极端。梁启超又记： 　　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乃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 　　杨锐等四人，皆赏四品京堂充军机章京，而特开懋勤殿为治事之所，与军机处了不相干。此四人即所谓“四京卿”，经历如下：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拔识，执贽称弟子。光绪十五年以举人充内阁中书，为张之洞在京的“坐探”。杨锐好谈时务，与康有为过从甚密，除了是“保国会”的中坚分子以外，又自创“蜀学会”于四川会馆。 　　但杨锐之参预新政，实际上为张之洞所策动，张之洞的功名心最热，又最好赶时髦，不论有任何众所瞩目的问题出现，无不有他大发议论。德宗推行新政，他大部分是赞成的，不过他对宫掖的动态，亦颇留心，不敢过分急进，因而特嘱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其得意门生杨锐。倘或“四京卿”真有所成，德宗的抱负能够实现，张之洞不入政府亦会移督两江。 　　林旭字暾谷，福州人，沈葆桢的孙婿，富文采，亦以举人而官内阁中书，从康有为游。以詹事府少詹王锡蕃之荐，特旨召见，林旭乡音甚重，德宗听闻不真，命具折陈奏。折上，内多述康有为之说，因而得预于“四京卿”之列。新政上谕，多出林旭手笔。 　　当谭嗣同密谋结纳袁世凯时，林旭因曾有极短的时间为荣禄北洋幕府，对“武卫军”的大将颇有所知，特赋一绝示谭嗣同：“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意谓谋诸袁世凯，不如结交董福祥。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人，亦由陈宝箴之荐而被四品卿之命，可知亦为张之洞督学四川所拔之士，刘光第成进士，用为刑部主事。甲午以丁忧去官，复起入京，加入“保国会”，但与康有为并无往来。 　　“四京卿”在懋勤殿，亦如军机处之例，章京分为两班。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一见如故，大为契合。被逮系狱，一日提讯由“镇抚司”西门而出，刘光第知无生理，刑部故事，处决则出西门，果然。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自幼丧母，为庶母所虐待，因而养成了近乎偏激的性格。 　　谭嗣同弱冠曾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未几辞去，浪迹江湖凡十年之久，亦儒亦侠，别具一格，好作诗，奇横无比。据鲁迅记述，当时青年学其诗者甚多，号为“浏阳体”。 　　谭嗣同是湖南人；杨锐、刘光第由湖北巡抚谭继洵所保；而当时各省以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学会”，以“南学会”为最激进，是故戊戌政变与湖南的关系最密切，谭嗣同之成为戊戌政变的主角，固无怪其然。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忽略，湖南在湖广总督管辖监督之下。 　　戊戌政变发作于八月初四日，在此以前，上溯至颁布“定国是诏”之时，为期约一百天，称之为“百日维新”，而百日维新有个主角，每为后世史家所忽略，是即湖广总督张之洞。 　　因此光绪二十四年，德宗由获得慈禧的“充分”归政，至慈禧的第三次正式临朝，应分为两个阶段：“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亦可合称“维新与政变”。归纳此一时期的种种情况，探索其根源，或者可以这样说，“维新与政变”于湖广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广则以张之洞与谭嗣同所发生的作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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