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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之风

　　翁同龢的大臣之风，显于被黜以后。至少就表面来看，雍容自在，毫无怨望；料理杂务，一如平日之仔细负责。四月廿八日记云：

　　午正二刻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南书房王监赍到端阳例赏纱葛，余告以已出军机，不敢领。对曰：“奉旨仍赏。”余告以此须原衔具折，恐不便。伊曰：“当具折，因此，故太监自送。”酬以二金，并以一切内廷开发付之。函仲山商酌，吾欲令同事诸公代陈，较具折为妥。

　　守礼安分是翁同龢的第一长处，但守礼安分者每短于应急济变之才，时势所趋，甲午以后，莫知其然而然地用其短，此真清祚不永的气数使然了。

　　五月十三日离京，为生平第一次乘火车。日记云：

　　寅初起，盥洗告辞祠堂，并北向叩头。寅正一刻乘轿出前门、永定门，回首觚棱，能无依恋。六刻抵马家堡，门人送者庚辰黄绍曾、于式枚、庞劬庵、丁象震、何乃莹、杨福臻；壬辰谭启瑞、刘燕翼、刘福姚；乙酉张謇、朝殿刘树屏等约四五十人，此不过就所记者言之耳。最奇者湖南衡州夏生，年廿余，投一纸自称“曰笙”，向余挥涕曰：“吾为天下，非为公也。”卯正十分揖别登车，长驱飙发，平生奇遇矣。

　　翁同龢两典会试，光绪六年庚辰，十八年壬辰；廿一年乙酉则为殿试读卷官，识拔张謇。所谓“朝殿等约四五十人”，指朝考、殿试等门生而言。

　　次日在天津时，酬酢极繁，日记中最可注意者为：

　　袁慰亭来函，令其戚祝廷琛来见，赠厚赆，即覆书交祝君，告以断不受也。

　　荣禄此时以直督北洋大臣驻天津，竟未相见，亦未通问，而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忽专函厚赆，此必出于荣禄的授意；否则袁世凯决不敢与“府主”的政敌通款曲。翁同龢“告以断不受”，除了因为与袁世凯是泛泛之交以外，亦由于有荣禄的关系在内。

　　船到上海，所受的礼遇，又过于天津。上海道蔡钧谒见，日记中特注：“花衣”。花衣即蟒袍，在京惟有大庆典时，始着蟒袍，共七天，称为“花衣期”；何以蔡钧见翁同龢亦着“花衣”？或者为“补服”的误记。但不论如何，现任道员以公服来见罢黜者，在翁同龢总是件值得安慰的事。

　　五月十九日抵常熟，次日先谒墓始还家，日记云：

　　由南门赴西山，六刻抵墓次，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肮脏之词，尚不致贻羞先人也。

　　翁同龢初回家乡，亦如归田的大老那样，成了地方上绅士的领袖，常熟、昭文两县，凡有公益事项，譬如办平籴等等，都要登门来跟他商量。这年旱荒，县官祈雨，亦要请他主持；翁同龢以“部民”自居，在城隍庙只肯陪祭。但亦因为如此，愈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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