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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说荣张

　　翁同龢被黜后，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人的动态与反应。一是荣禄，一是张荫桓。先谈后者：

　　翁同龢日记：

　　五月初三日：樵野来，盛伯义来，同坐，谈至亥初。

　　五月初八日：樵野来，告初云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谕竭力当差。又云：是口军机见东朝起，极严，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漫应之而已。

　　观初八日所记，话不投机的情状如见，事实上初五、初六两日之事，翁同龢自有所闻，初六日记：“来问行期者纷纷，以书告胡云楣（橘芬，芦汉路总办，其时天津至永定门外马家堡一段已通 ）不能即行之故”，就因为有胡孚宸的参折，尚未发落，须俟后命。是则张荫桓于理于情，不能不作一番解释，但以心虚之故，言语支离，大失常态。至查抄之事，据张荫桓向“驿舍探幽录”作者王庆保、贾景自述，大致如此：

　　五月初五日，慈禧先密召内务府大臣英年，令其传知步军统领崇礼，说“张荫桓有查办事件，着其预备，”因而外间传出风声，说张荫桓将被抄家。

　　其后，慈禧在颐和园召见庆王、廖寿恒、刚毅，说近日张荫桓颇为擅专，参奏者甚多，问诸有所见闻否？廖寿恒回奏：“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他不可。”

　　慈禧大怒责问：“如你所说，张荫桓死了怎么办？”诸臣见太后盛怒，惟有碰头而已。少顷，慈禧又言：“我亦知道张荫桓颇能办事：我要问的是，究竟有没有擅专的形迹？”廖寿恒便说：“张荫桓在总理衙门办事，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因为他所识洋人很多，交涉密议，行踪诡密，旁人不得而知。”

　　于是慈禧向德宗交代：“张荫桓遇事擅专，皇帝明天叫起，可严加申饬，让他知道警戒。”

　　当天下午，廖寿恒因事访张，谈到当日上午召见的情形，表示很替他耽心。于是张荫桓问：“刚子良曾代我说话否？”廖寿恒答说：“他亦很说了些话。”事实上刚毅并未开口，廖寿恒一上来便碰了大钉子，连庆王都不说话，他自然更不敢开口，张荫桓因而意甚不平。

　　第二天张荫桓至军机处，庆王告诉他：“昨日之事甚险。”并将参张荫桓擅专、营私各折相示，看“谤书盈箧”，张荫桓如此表示：“万一圣怒难回，惟有请皇上罢斥查办；再上折申辩。”

　　叫起时，同见者五人，庆王、廖寿恒、刚毅，以及初入军机的王文韶。

　　张荫桓自叙云：

　　时王文韶初入军机，班在第四，连余五人同入。当闻太监传语：“张大人垫子在南边。”余跪聆皇上谕云：“奏参各折，尔看见否？”余奏对云：“臣已看过，臣在总理衙门，某事系与某人商识，某事系同某人会办，均可查考。惟某条约系臣一人专主，然亦众所共知，并未专擅。”皇上因向廖寿恒云：“尔昨日对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陈说？”廖寿恒奏对云：“昨日太后询问臣等，对以张荫桓在衙门办事，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系属实在，臣不敢欺。”皇上又问刚毅等：“尔有何言？”刚毅等惟只碰头，皇上略谕庆邸云：“传知张荫桓，不必忧虑着急，仍令好好办事。”刚毅因接口传谕云：“有恩旨，令张荫桓改过自新改过自新。”余闻之愈觉愤懑，意谓本自无过，何云自新？故当时并未碰头谢恩。

　　如上所述，可以推断，张荫桓由汇丰借款中所得“好处”，必曾分润庆王，故一力护持。由其问廖寿恒：“刚子良曾代我说话否？”则刚毅亦曾利益均沾。故以后刚毅当面伪传圣旨，张荫桓“愈赞愤懑”。其实此正刚毅暗中相助，因为其时慈禧既已密令崇礼，预备查抄张家；且张荫桓是日见起后至户部，至总署，皆有人以此事相询，可以推知，慈禧因已承诺大权由帝自主，故虽有此意，而必俟德宗召见后有谴责之语，方可继以行动。不意德宗竟降温谕，如为慈禧所知，必大不悦，则张荫桓祸仍不免。刚毅故意“接口传谕”云云，是打算着必有人口奏慈禧：“皇上未办张荫桓，不过已令其改过自新。”则慈禧不致过怒，张荫桓亦可苟安。

　　关于汇丰借款事，张荫桓有详细叙述，其中又牵涉到盛宣怀“买空卖空”为张荫桓拆穿一节，可知张荫桓之被参，实为众矢所集。据张言，为偿日本第二批款，原已由李鸿章“向俄使订密约，许借二千余万”。张以为“二千余万只敷目前用，若得五千万，可并三批一次偿，既省偿息，又可省日军驻华旅费”。翁同龢深以为然，而李鸿章深以为难。

　　张荫桓叙述此段情事，殊有不尽不实之处，当时李鸿章之为难，在于英国借款条件极优，俄国须法国财团支持，不可能照英国的条件承贷，因有英俄两国分借之议；但俄国借款的目的在“索利益”。利益既得，则不必再谈借款。此事为李鸿章与张荫桓的一笔肮脏交易，即张助李达成俄占旅大的目的；而李劝俄勿坚持借款，由张荫桓与赫德进行英商汇丰银行借款，俾获回扣，而英款条件，已与初议大相径庭，毫无优惠之可言。翁同龢于此竟无一言之诘，是则后来之蒙谤，实咎由自取。

　　至于盛宣怀一段插曲，据张荫桓自叙如此：

　　斯时又有盛宣怀在上海与洋商立草约云：可借五千万，由上海中国官银行担保，电致常熟、合肥。二人得电喜甚，谓可有着。我笑谓曰：“此必无之事也。盛所开之官银行，成本只数百万，尚不敷借款数年息，何能担保五千万巨款？”同人竟不深信，后果子虚乌有。

　　所谓“中国官银行”系王庆保等误记。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所开办者，为“中国通商银行”，为国人自创银行之鼻祖，资本五百万两，实收半数，以二百五十万两的资本，且为新创银行，信用尚未建立，何能担保五千万的借款？盛宣怀的手法是，希望取得户部的授权，然后在上海组织中外银团联贷，完全是买空卖空的手法。

　　张荫桓又言：

　　时又有各国图利商人，纷纷向合肥等处承揽，均无实际，而期限更迫，同人又请我向日使议缓期。日使初许电商政府，后因借款无着，顿反前言，事更急；我不得已，始创债总税务司赫德筹商款，以应急需。议定，以盐、货各厘 （税）作抵，当将户部暨总署各案，查交赫税务司收执。此事虽我一人主持，然在危急，他人无策，我不能再不出头，乃事后谤兴，咸谓我专擅营私。我何辩哉？

　　此虽是张荫桓片面之词，但足证翁同龢的清白。

　　至于荣禄对翁同龢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一定会在私人交情上有所表现。翁同龢五月初二日记：

　　荣仲华遣人致书，厚赆却之。

　　至五月初四日，终于接受了：

　　荣仲华又专使来赆，受之。答书。

　　“致书”与“答书”皆为虚情假意，可想而知，翁同龢自南归后，与荣禄不通音问，等于绝交。二十六年七月廿一日记：

　　见初四日许景澄、袁昶正法之谕，谓其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又报传洋兵扑杨村、荣禄阵亡，十四日事，未知确否。胸中埂塞，竟夕不寐。

　　此为许聚澄、袁昶，而非关怀荣禄。故知误传后，并无任何海外东坡之谣的记载。荣禄殁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四，翁同龢十六日阅报始知，其日记云：

　　报导荣仲华于十四辰刻长逝，为之于邑，吾故人也！原壤登木，醒人不绝，其平生可不论矣。

　　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人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翁同龢仅责荣禄无礼，自是恕道，但曾结金兰之契，而于荣身后无一诗一联之唁，积怨之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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