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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极”之后

　　四月二十五日另用小字记徐致靖封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此一奏折为翁同龢被逐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今发其覆，须先引康有为自叙，其自编年谱云：

　　（四月）二十五日忽为徐学士荐备顾问，奉旨兹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遇荣禄谢恩，同对，与谈变法事。荣入对，即面劾吾辩言乱政矣。吾入对……

　　照此记载，是个别召见，即所谓“独对”；康有为谓“同对”，乃新进之士不谙朝廷体制，因而误书。据康自记，独对逾十刻之久。退出后，遇李鸿章因蒙赏宝星谢恩，与军机同起，将其见闻告康有为。康自记云：

　　李合肥……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面前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寿恒）将欲言赏五品乡，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屈辱我也。

　　此记可信。凡特旨召见而奏对称旨，欲用其人而一时无适当之缺可补者，皆视其原来的品秩身分，赏之五品“京堂”。康有为原为工部主事，应赏五品京官。至于总理衙门章京，与军机章京相同，皆为“司官级”的“差使”，此所以康有为谓为“欲屈辱我”。

　　翁同龢之所以必须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被逐，就是为了不使康有为得重用。廿八日如翁同龢仍在，则为军机处实际上的领袖，军机处规制，虽每天同班晋见，雁行斜跪，但奏对时，只有领班一人发言，偶然的情况是，皇帝指名垂询，或领班指名答奏，至于越次陈述，向所不许。如四月廿八日翁同龢仍在，康有为必得五品卿；这也就是慈禧必须在前一日逐去翁同龢，让刚毅在荣禄指挥之下，对德宗发生阻拦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四月廿七日是翁同龢的生日。其时久旱，而是日“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因喜而不寐，在他只以为天象下应人事，有昭苏之望，那知全不是这回事。

　　那知“喜而不寐”以后，竟是军机叫起时，为“中官止而勿入”。接着便有一道上谕：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这道上谕是德宗召见军机以前即写就的朱谕，因而可以断定前一天下午，或当日清晨，慈禧、德宗母子之间，有一场严重的“谈判”。慈禧的条件是：如仍欲用翁同龢，将恢复训政，亦即是取消归政的诺言；否则罢黜翁同龢，且为防备尾大不掉起见，太后须保有用大臣的监督权。

　　两者择一，德宗挑取了后者。问题是慈禧用甚么理由来说服德宗作此选择？且看朱谕中所透露的消息。

　　第一、所谓“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确有实证；但“词色渐露”则多少是诬罔之词。慈禧必引张居正之于明神宗的情况为言；而且推想有“有我听政，翁某伎俩不能出我手掌；现既归政，我无从控制，不能放心”之类的话。

　　第二、如谓“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则为主观的判断，抽象事物，如何“查明究办”？既云“查明究办”，且须“予以重惩”，则必有具体的重大罪行；因而又可判断，慈禧必提出翁同龢受贿一事，纵无确实证据，但既有人参奏，自应查办，只要有此一道“查明”的上谕，翁同龢即不能不出军机，且户部尚书一职，亦不能不先解决，以防其湮没证据。这样处置，对翁同龢的伤害，非“开缺回籍”可比；德宗虽能信任翁同龢不致成张居正第二，但难保翁同龢的家属或门下无代为受贿之事，更难防荣禄及“众情不服”的人，设计陷害翁同龢。所谓“以示保全”实在也是良心话。

　　同时又有两道朱谕，及一道军机处的廷寄：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置直督。

　　两道朱谕，一道是五品以上官员升级，二品以上中外大员补缺，均应具表向太后谢恩，既须谢恩，便可召见，此为监督用人之一法。

　　另一道是命宗人府毋庸保荐近支王、贝勒出洋游历。这是纠正德宗西化的倾向。

　　旦夕之间，荣枯顿异，翁同龢真有黄粱一梦之感。是日日记：

　　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检点官事五匣，交苏拉英海。

　　此已自知必被黜，所以将经手未了事项，装匣交苏拉。进退不失大臣之体，毕竟读书人。续记：

　　一时许，同人退，恭读朱谕……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状如此，而圣恩于全，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随即趋出至公所小憇，同人退甚迟，除授亦甚伙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来，玉坡代撰谢折，余改数语，交南屋苏拉递。刚、钱、廖三公皆来，余衣冠诣之处辞行。张樵野来。晚与三公痛谈，明日须磕头，姑留一宿。城中有信来往。

　　有刚毅在座，而犹痛谈，此老殊不晓事。但当时利害冲突，恩怨纠结，孰痛孰快，本亦难明。八十余年后作一回顾，则脉络因果，成败得失，历历分明，可为析述如下：

　　一、由甲午至戊戌，五年之间，凡满清开国两百余年的积弊，尽皆暴露。非经一番大涤荡，不能振衰起敝，此为德宗、翁同龢、张荫桓一致的感想。

　　二、但翁、张的方法、步骤上，大不相同。翁主缓进，且不以西化为然；而张荫桓则主激进，且必陈说东西洋各国君主，如何励精图治，但得大权在握，放手办去，早则三、五年，迟亦不过十载，必能见效。此说足以歆动德宗。康有为必是张荫桓所荐，只是张荫桓劝德宗变法，由于 一本身非正途出身，资望不孚；二翁同龢以帝师而掌枢，倘不得其同意，不能成一事，所以非力劝德宗施以历力，与之同流不可。

　　三、慈禧对翁同龢恶感不深；内务府及中官则以翁在内廷多年，总有情分，不致于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有张荫桓在内，情况就不同了。

　　四、张荫桓跟以李莲英为首的“宦官集团”，关系一直不好，及至招待亨利亲王改用西餐，且由其家厨入宫承办国宴，这在“宦官集团”及内务府看来，简直就是公然造反。因为这一来等于否定了内务府职掌皇家家务的法定权利。他们对张荫桓的背景、路线摸得很清楚，德宗信用不疑；翁同龢与张虽有不协之象，但张可利用德宗予翁以压力，来作他的挡箭牌。因此要对付张荫桓，首先就要去掉他的这块挡箭牌。加以德宗个人似亦忒嫌急进，慈禧不免亦有疑惧，必须设法阻止德宗西化的倾向，此又以促使张荫桓自知收敛，勿加怂恿为前提，逐翁师傅实有对张荫桓警告的作用在内。慈禧毕竟是识人的，张荫桓是可用之材，尚不忍摒弃。

　　如上分析，可知其时康有为尚不够资格上烦慈忧，否则慈祯亦必迫使德宗取消翌日召见康有为的上谕，至于翁、张的怨家，是很明白的：

　　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刚毅。

　　张荫桓：宦官集团、内务府，以徐桐为首，包括亲贵在内的守旧顽固派。

　　张荫桓的怨家多，但不如荣禄的力量大。荣禄既欲逐翁，而欲逐张者已深知非先逐翁不可。于是翁同龢乃成众矢之的。

　　当然，最大的关键，还在慈禧太后认为翁同龢当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同时德宗的信任亦已大不如前——如果德宗仍然认为翁师傅能辅佐他成为有为之主，情形又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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