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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是诏

　　翁同龢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是幅度最小的“定国是”。四月廿三日记：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

　　退拟旨一道，即为“定国是诏”。所谓“国是”，即是朝野一致认定的大政方针；翁同龢所草的诏书中，揭示的国是，只是从教育上着手，作根本之图，颇为平实，而不容于保守派者，因为德宗的企图，远超过诏书所示。这是翁同龢生平所作的大文章之一，分段引录全文如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

　　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徙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扫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袭，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诰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上引诏书中，最紧要的一句话，只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扫空疏迂谬之弊”，无形中宣告了八股文的死刑。相应而兴的唯一具体之举，即为首先举办规模庞大的京师大学堂。翁同龢日记中“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之“某某”，自应是“翰林”二字。

　　这段日记，在翁晚年必有删改，如国是诏，在前一天即已拟就，张謇自定义年谱明白记载：

　　二十二日，见翁尚书所拟变法论旨。为翁尚书拟大学堂办法。

　　然则翁同龢何以于廿三日书“退拟旨一道”？此由于慈禧虽已完全归政，但根据杨深秀、徐致靖所主张的“守旧图新”的原则而定“国是”，到底是一件至大之事，理当陈明太后；而“国是”如此以定，慈禧亦无反对之理，因于廿三日“奉慈谕”后宣示，翁同龢当然不能明言，未奉慈谕以前，即已定局。

　　于此可知，虽在四月廿二日，慈禧已催促德宗照规制补荣禄为大学士，并升刚毅为协办，准备接收翁同龢的权力。但慈禧此时，尚未完全决定逐翁；及至由此后三天事态的演变显示，翁同龢如仍在朝，将被张荫桓、康有为利用为出头的工具，因而乃有四月廿七日的剧变。

　　自四月廿四日至廿六日，这三天发生何事？且看翁同龢所记：

　　廿四日：是日见起，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

　　散时先传旨告奕劻，又赴张荫桓处，商宫内进见事，臣期期知其不可也。

　　廿五日：徐致靖封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访樵野，传旨仍在宫中见洋人，又问宝星。值其赴总署，因诣署与谈。

　　廿六日：奏对毕，因将张侍郎请给宝星语代奏，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上曰：“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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