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烜赫的半个月

　　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恭王薨逝，恤典极厚。最令人不解者，慈禧太后对恭王的态度作了异乎寻常的转变，翁同龢记是日未初，两宫在恭王府西堂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内务府大臣的情况云：

　　皇太后大感恸，诸臣请安毕，又二叩，随谕恭亲王勋德最隆，惟配享太庙始足以昭崇德，臣等请特谥曰“忠”，从之。又论辍朝加二日，皇帝素眠十五日，予祀贤良祠，溥伟即日袭亲王，加园寝守卫丁户，派启秀经理丧事，一切官为经理，赏陀罗经被等，其余不能悉记。

　　恭王自光绪十年罢斥后，慈禧厌恶其人，多年不解，甚至不准其随班祝嘏，乃忽有配享太庙之谕，后先宠辱之不同，原因何在？答案需要在半个月之后，方始揭晓。

　　恭王既逝，礼王久病，翁同龢成为实际上的军机领班。当翁同龢初闻恭王噩耗后，恭王府中即派人将军机印钥送交翁同龢。规制：军机处有方形银印、印匣钥匙，由领班佩带，故印钥的移转，即表示大权的移转。在此以前，中外奏章，翁同龢未能全数过目；军机处当家的是刚毅，部分奏章由刚毅直接请懿旨办理，甚至当德宗有所指示时，刚毅竟不奉诏。如三月初三日，德宗“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有翁同龢日记可证。及至翁同龢接管印钥，则刚毅即不能擅专，四月十二日以后的半个月，军机处大小事务皆翁同龢一手主持，煊赫之至。

　　但祸福相倚，至廿二日已有被祸的迹象，而翁同龢毫无警觉，是日日记：

　　宣麻，荣禄授大学士，管户部；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

　　当时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居首，次为宗室麟书，于闰三月初二病殁。照例应由协办大学士荣禄升补；荣禄遗缺则应由刑部尚书刚毅升补。但历时五十日未见异动，殊非常格，当是荣禄、刚毅二人皆为德宗所恶，有意抑置。

　　至于翁同龢，虽未见得有阻拦荣禄升大学士的行动，但必不乐见荣禄正揆席，因为麟书升大学士后先管工部，以后改管户部，荣禄既系补麟书遗缺，当然亦是管户部，翁同龢不会愿意有这样一个顶头上司。

　　因此可以断定，荣禄在五十天应升未升之后，于此时“扶正”，必系出于懿旨。旧党阻止变法的计划，业已成熟，翁同龢之被逐即在预定计划之中。翁既被逐，则军机须有一秉笔之人，刚毅白字连篇，较荣禄且不如；钱应溥、廖寿恒为翁同龢所援引，且资望尚浅，班次不能越刚毅而上之，因此，须另觅一人，作翁同龢的替手。

　　此一人选，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有“琉璃蛋”外号的王文韶为最理想，但王文韶内召，直督职掌兵权，荣禄必须抓在手里；而兵部尚书须付托有人，则惟有为翁同龢所提拔而已叛翁的刚毅可以放心。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因应翁同龢被逐以后，如何接收权力而设计。

　　然则翁之被逐，究竟是何原因？而且必须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其中在后党有个不得已的原因：慈禧已有承诺，不干涉德宗的权力。康有为自编年谱云：

　　上时决意变法，使庆邸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西太后乃听上。于时恭邸薨，吾乃上书常熟，促其亟变法。

　　这段话后半段假，前半段真。德宗“使庆邸告西后”云云，其事当在三月廿四日。翁同龢日记：

　　三月廿三日：总署代康有为条陈折（变法）……命将康折并书，及前两次折，并“俄彼得变政记”皆呈慈览。

　　三月廿四日：庆邸有起（并伺候慈圣起）。命写奉懿旨，闰月二十日起，分三日在外，火器营校场阅看健锐（等营）操演，一切事宜奕劻敬谨预备。……饭后忽欲出游，乘肩舆历青龙桥而西，过健锐营，至碧云寺，直登寺后高堂，松声萧然，默坐良久。……未正归，夜卧屡醒。

　　在此以前的三月初七日，翁同龢记云：

　　都统等名单发下，昨日面请懿旨也。

　　可见慈禧尚握有用人之权；而从三月廿四日“庆邸有起，并伺候慈圣起后”，除观操等事外，不见有懿旨如何如何的记载，足征德宗已大权独揽。观翁同龢日记，前一日翁将康有为变法折及所进各书“皆呈慈览”，可知德宗命庆王转达慈禧之语为决定变法，如不与此权力，宁可逊位。而翁同龢是日忽欲出游，在碧云寺“默坐良久”，以及“夜卧屡醒”，可知其内心的兴奋激动。

　　因为慈禧已作了不干预君权的承诺，所以德宗在接见德国亨利亲王时，种种打破传统的措施与作风，慈禧不便食言而出面干预。至于变法的策动者，实为张荫桓而非康有为；变法之议，诚然出自康有为，但翁同龢既不愿保荐康有为，则惟有张荫桓能将他的见解上达宸听，德宗几次单独召见张荫桓，皆谈此事。向慈禧索权，亦极可能出于张荫桓的建议。

　　不过，张荫桓深知，他仅能策动变法，主持变法则非翁同龢不可，至少亦要做到翁同龢不反对或不能反对。于是而有“拖人下水”的情形，其事发生在四月初七、初八两日。翁同龢日记：

　　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会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

　　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德宗强使翁同龢参预其事，此必张荫桓曾经面奏，翁在军机处握有实权，如翁反对变法，则号令不出国门，根本无从谈起，故德宗乃有此举。

　　德宗之获得充分的权力，显示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在翁同龢毅然为此，则除德宗的权力以外，尚有消极、积极的几个因紫，可为胪举如下：

　　一、德宗已下定决心，锐意变法，迫使翁同龢非参预不可。

　　二、变法的主动者为张荫桓，劝德宗“西化”，且有迹象劝德宗访问外国。德宗言听计从，而“变”的程度，即翁同龢亦不免侧目而视。因此，翁同龢的参预，实际上是想发生“矫枉”的作用。山西道御史杨深秀于四月初十日所上“定国是”折，主张“守旧图新”，最合翁同龢的脾胃。

　　以上是消极的因素，促使翁同龢不能不参预政治改革；以下两点，则为积极的因素：

　　三、翁同龢掌枢，为实质上的首相。他当然亦想到应有“相业”；而且君臣和孚，一德同心，正是政治改革大有为之时，岂可轻弃？

　　四、有个关键性的因素，张謇已经到京，有此助手，始能放手办事。张季直年谱，光绪廿四年戊戌四十六岁下记：

　　闰三月：入都销假，补散馆试。

　　四月：上翁尚书理财标本急策。恭亲王奕欣卒，度朝局将变。十八日，保和殿试散馆……刊二等三十七名。

　　其见于翁同龢日记者如下：

　　四月朔：张季直殿元服阕来散馆，晤谈。

　　四月十八日：看张季直各种说帖……此君的是霸才。

　　四月二十日：封奏……徐致靖：外患已深，国是未定，略如杨御史说。……晚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奇材。

　　许之的“霸才”、“奇材”，则翁同龢欲作政治改革，可以不用康有为，抑制张荫桓而重用张謇。

　　此年的政治改革，或谓之“变法”，或谓之“定国是”，或谓之“维新”，所蕴含的意义不同，“变法”为张、康的主张，改革的幅度较大，“定国是”为“守旧图新”，改革的幅度较小，而“维新”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周文王视德宗，直同鼎革，要革慈禧太后的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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