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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帝党(1)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上谕：

　　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仰蒙慈训盈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左侍郎长麟，均着革职，永不叙用。此犹从轻办理，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尔诸臣当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成孝治，朕有厚望矣。

　　这是慈箱整肃帝党的开始，亦为对翁同龢的轚重警告。据翁同龢日记，曾经力争：

　　臣等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没有人敢尔当严谴也。

　　可知慈禧原意，尚欲从重。上论出于翁同龢手笔，罪状追溯及于上年，则为有意讳饰。据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引吴介清所记云：

　　长石农能文善书，与清秋浦总宪锐，均为翻译界出色人物。任右翼总兵时，年仅二十八、九岁，短小精干，英爽俊伟。陛见日，奏对称旨，圣眷因之日隆。甲午事起，失利日闻，不得已起用恭王督办军务，特简长随同办事。一日因某事与王争执，抗辩不少屈。退出后，王顾左右曰：“后生可畏，圣上喜用青年，吾辈暮气日沉，不足任重致远矣。”不意进锐退速，乙未十月竟以离间宫廷，不知大体，与吾乡汪柳门先生同日罢黜。

　　长麟字石农，满洲镶蓝旗人，清朝“馆选录”，列之为光绪六年庚辰科翰林；是科会试由翁同龢主持，且因与汪鸣銮同邀罢黜之故，多认为长麟是翁同龢门下，实乃误会。长麟是翻译进士膺馆选，清文的造诣甚深。由吴介清所记，可知长麟之入督办军务处，乃由恭王所援引，与翁同龢无涉。吴介清又记：

　　先是和议成，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齐集内阁大堂，恭读朱谕，汪读至赔款两万万，与其师高阳相国，均痛哭失声。自是婴心疾，早蓄归计，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缘何致触上怒，疑莫能明。

　　宣读朱谕，事在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翁同龢是日奉派贡士覆试阅卷，未到内阁，但军机先已阅过朱谕，由军机章京携交内阁，并传谕：“不得抄录携出”，故东华录所载上谕，并非朱笔。不过，话虽如此，还是有人抄录传出， 《缘督庐日记》云：

　　四月十七日：和约定议，六部九卿科道赴内阁阅朱谕，佩鹤归录一通见示，大旨谓“沈阳陵寝重地，京师宗社有关，慈闱颐养，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天下臣民，皆当共谅”。

　　德宗此朱谕，实有自辩之意；亦即隐然谓国事至今日，太后应负责任。故作此宣示，其拂慈禧之意可想；而劝德宗出以此举者，当为珍妃。黄秋岳引录吴介清所记后云：

　　案吴所言，校以史乘及其他笔记，似极可置信。就前后情节观之，汪长必为珍妃被黜进言，以为应复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触上怒。而此事又不便明言，故以“离间宫庭，不知大体”八字，笼统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门有借此求去之隐衷，长石农则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沦谪不复起，则缘德宗始终抑郁，故帝党一蹶不振也。

　　分析汪、长获咎之由，相当正确。但所“触怒”者，非德宗而为慈禧，因令德宗严办，甚至有流配的指示。德宗仰体亲心，严谴汪、长，但违心之举，并非毫无所得。

　　德宗的收获是，“下孝”换来“上慈”，珍瑾二妃由慈禧降谕，恢复原有位号。两妃被贬，曾有“明发”，复号则无上谕，甚至翁同龢亦至汪、长获谴之第三日，始悉其事。是日日记，末缀一笔：

　　本月十五日，敬事房传知礼部：珍瑾二妃，俱奉懿旨，先复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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