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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之始

　　李鸿章对日本的公仇私恨，是非报复不可的。惟度国家的力量，个人的余年，要再想练一枝军队来报此入骨之恨，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而“以夷制夷”之一策，是一直盘旋在他心头，念兹在兹的大事。他认为要打败日本，而且个人还有复起的可能，唯一的途径便是联俄。但此时朝野上下，饱受外侮，排洋的心理极重；联俄之议，未见得能够得两宫的支持，只有仇日之心大炽，方有赞成联俄的希望，因此，必须强调日本之穷凶极恶，庶几得为联俄铺路。

　　如伊藤博文于三月初七日提出和议条件，限四日答复；其时李鸿章可以伤势未愈，无法治公为词，加以拒绝，此在情理上是日本绝对无法逼迫之事，但李鸿章仍旧电转总署，其意无非欲显示日本之面目狰狞。至三月十六日李鸿章病起复议，伊藤博文略作让步，割地划出，赔款由三万万两减为二万万两。此后即未获有丝毫进展，至三月二十三日缔约签字，历时仅一星期，如此大事，草率定议，惟恣日本之所欲，则不必李鸿章，任何人皆可当此任。

　　其时李鸿章尚有海外东坡之谣。翁同龢三月二十二日记：

　　讹言李相已卒，一切皆经方主政，秘不发丧，今电乃云亲至公所与伊藤晤面，似非虚饰也。

　　由这则谣言中，可以想见交涉经过，颇为暧昧。

　　至于联俄之议，则在对日和议进行时，即已开始，手法是制造空气，谓俄为中国不平，已向日本提出威胁。据翁同龢日记，三月二十七日德宗命电询驻俄使臣许景澄“俄所要倭者何语”？次日又命徐用仪往访俄使喀希尼探询真相。二十九日翁同龢记云：

　　与庆王同见起，上以李鸿章覆电，言台湾事不能与伊藤说，甚怒。又诘问徐用仪见喀使语，如何？用仪奏，喀希尼云：得本国电码多误，不能读，今电回国，但云辽东地不允俄占，请缓批准约章。又云：俄廷不食言。至问以如何办法，别无的实语。上遂命奕劻、孙毓汶、荣禄，今日往见喀使，传感谢之意，并告以批不能过缓，即电俄要的音。又命发电旨询许景澄，亦以此节详告。

　　虽然和约已定，德宗与翁同龢都想翻案，但翁同龢根本拿不出整套办法，且亦无人为之策画，只是君臣二人，每天在书房或养心殿有短暂的接触，匆匆数语，无非设法拖延，寄望俄、法、德三国能“仗义执言”，迫使日本同意修改和约。而兼署江督的张之洞则又主张联英，真所谓治丝益棼，内外情势，复杂万分。内则：

　　一、李鸿章回国后，竟不进京复命，表示责任已了。
　　二、慈禧托病，表示一切由皇帝作主，仍旧是要将批准和约的责任，推向德宗。
　　三、言者 蜂起，而皆空话。
　　四、康有为合十八省举人上书，请拒约自强。
　　五、督办前敌军务的刘坤一及署直督王文韶，应诏答复可战与否时，皆言可战而“参以活字”；德宗与翁同龢皆无信心。
　　六、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请联法保台，以后又建议请德国保台；最后则表示台湾军民将死守台湾。

　　实际上能助中国者为美国，而竟无人议及。有关各国的态度如下：

　　一、德国与俄国勾结，亟谋介入中日和局，乘机图利。
　　二、法国一方面参与“三国干辽”，一方面开辟其他干预的途径，唐景崧以广西人的关系，为法国诱骗的对象。
　　三、英国以李鸿章联俄即不能联英的主张，被拒于“三国干辽”之外，但英国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与张之洞建立了关系，因而派舰东来，勒兵观变。
　　四、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三国让步；而对中国一步不让。

　　总之，入室之狼，不止一、二。看看情势越来越糟，于是有福士德的进言。翁同龢四月初六日记：

　　未正赴总理衙门。缘状师科士达（亦名法思得，从李相定和约者也）欲见庆邸及李、孙两公及余，故特晤之。荣、张、敬、汪在座。科先叙李相之忠，次言国政，首练兵改西法；次造铁路；次赋税。其言反复悚切，谓果实力变更，十年后中国无敌，若因仍不改，不可问矣，末言约宜批准。如是而去，谈一时许。

　　福士德之陈词，出于自动，抑有人所策动，虽不得而知。但由其意在催促批准和约，以及先叙“李相之忠”，则谓是受李鸿章之托而有此一举，是合理的推测。

　　换约之事，翁同龢自谓“穷思稍延换约之日而不可得”。到得四月十四，则“上亦催令即刻电伍廷芳，如期换约。”自道心境云：

　　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矣。

　　九州之铁，以常熟之力所聚者，实亦不下于合肥。不过其心可质鬼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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