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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议和

　　此时的局势，诚如德宗于正月十六日，在书房对翁同龢所言：“战和皆无可恃。”战不必言，和亦一再蹉跎，大失时机。日本的野心与其战胜的程度成正比例，自旅顺失守，丁汝昌率舰退至威海卫，日本已可确定，中国海军既不能保有其最主要的根据地，即决无再在海上拦截日本海军的能力，因而决定取台湾；时为二十年十一月下旬。

　　俄国且已指令其驻日公使，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会谈，表明俄国不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态度，而李鸿章一无所知，犹冀望俄国能出兵相助。张謇曾劾李鸿章，“不特败战，并且败和”，为朝士中惟一最中肯的看法，但“败和”之责，翁同龢自亦不得辞其咎：及至翁亦认为非和不可时，日本在谈和的条件上，亦已非割地不可了。

　　正月十六日，负中日间联络之任的美使田贝，通知总署：“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张邵不准驻彼境中。”翁同龢十八日记：

　　巳初二刻，皇太后召见枢臣，庆邸于养心殿，起居毕，谕：“今日强起，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筋起作块。”论军事，即及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

　　“李某”谓李鸿章，而在此以前，德宗召见时，谈及此事，德宗面谕李鸿章不必来京；恭王因以此为言：

　　恭邸以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谕云：“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略记于此，可知邸之措词，往往趁口，不甚思索。

　　此颇有怨恭王信口而言，往往造成两宫母子无谓的误会之意。

　　李鸿章于正月廿五卸任，由特召进京的滇督王文韶署直督兼北洋大臣。此为荣禄所下的一着狠棋，其作用至三年后始大显。二十七日，李鸿章到京，据叶昌炽二十九日日记：“闻合肥召对，枢府自恭邸下，无不竭力周旋云”。召见李鸿章在二十八日，翁同龢记：

　　李鸿章到京，先晤于板房，召见干清宫，与军机同起（军机垫在左，李在右）。未见之先，内侍以灯来迓，在养心殿东间见，立奏数语出返。

　　德宗召见，自系询问谈和的原则；翁同龢的主张是：不割地，多赔款亦可。观下文自知。

　　在干清宫召见李鸿章时，德宗“温谕询途间安稳”，此勿加责备，当亦为翁同龢所教。谈到议约，翁同龢记云：

　　恭邸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合肥奏言：“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余奏言：“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徐则但言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问海防，合肥对以“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合肥先退。

　　“恭邸传旨”，所传者为懿旨；“未尝及前第”，即未责以战败之咎。翁同龢与孙毓汶、徐用仪的主张，成为尖锐的对立；此时李鸿章已从日本方面探得底蕴，非割地不能议和，故孙徐为之代言。事无结论，则以须由慈禧作主，而慈禧托病不召，因由军机及庆王与李鸿章在传心殿议事；翁同龢记云：

　　李要欲余同往议和，予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合肥云：“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怵以危语，意在摄合，群公默默，余独主前议，谓偿胜于割。合肥欲使英俄出力，孙徐以为办不到，余又力赞之，遂罢去。合肥今日偕孙徐访田贝，以勅书底就商，又合肥独拜英使。

　　观此可知，一切都已有成议。传心殿议事，不过因为翁同龢代表德宗，希望取得翁同龢的同意，亦即是德宗同意，俾得抵制清议。而翁同龢亦明知非割地不可，终不肯松口者，不愿为德宗代慈禧“背黑锅”而已。庙堂之上，尔虞我诈，如此大事，出以诡道；垂帘之害，暴露无遗。

　　翌日仍如前一日，庆王、李鸿章与枢臣同见起。翁同龢记云：

　　合肥奏对语稍多，似无推诿意，惟令其子经方自随，以通日本语，且与陆奥有旧也。

　　此后两日议事，仍未得结论，症结在“孙（毓汶）必以割为了局，余（翁自称）持不可。”

　　二月初二日翁同龢先见德宗于书房，德宗告知见慈禧的情形云：

　　知昨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曰：“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前一日李鸿章所奏“略及割地”，而“恭邸亦发其见”，谓赞成割地。而竟“大拂慈圣之意”，表示撒手不管；乃是蓄意要将割地的责任，推向德宗。此段日记，翁同龢晚年必曾删改，因所记彷佛慈禧真是不愿割地，事实必不如此。

　　慈禧要规避和议的责任，翁同龢则教德宗，应使臣下知其奉懿旨议和，实非出于本心。如二月初四日翁同龢记：

　　冒雨入，石滑兢兢，先入一次，见起三刻。恭邸奏，田贝云：初二日倭回电，驳勅书稿何以用汉字，因改洋文再电去。上曰：“此借事生波矣。汝等宜奏东朝，定使臣之权。”并命李相速来听起。比退，奏事太监传：慈体昨日肝气发，臂疼腹泄，不能见，一切遵上旨可也。

　　谓“宜奏东朝”者，慈禧居大内东首，高宗为内禅而扩建的宁寿宫，则德宗所说，等于承认慈禧为训政的“太上皇帝”。此真莫大之失策，亦是书生之见之能误君误国。事已如此，实不必再硁硁于表明，和议胥由皇太后所主持。如果翁同龢教德宗，毅然决然担负起一切责任，但照慈禧之意办理，而根本不须请示东朝，使臣下获得 乾纲独断的印象，不特可以重建威信，而最主要的是，使慈禧认为德宗行事不致于出己之范围，即不致于事事干预。倘能更进一步，公开宣示，皇太后以割地辱国，始终不愿承认此一条件；今以时势所迫，无可奈何，授李鸿章以全权，无论割地赔款，总期坚持力争，能减得一分即为国家多留得一分元气。至于有违慈训之处，自当在深宫请罪。这样的做法，不但充分显示了国事由皇帝操全权，而引过自责，归善于上，保全了慈禧的面子，必能获得慈禧的充分支持。可惜，翁同龢当时见不及此，到后来想为德宗收权，则变成夺权，事理及结果，全不相同了。

　　相形之下，李鸿章的政治手腕可玩弄翁同龢于股掌之上。朝中的情势，李鸿章已看得非常清楚，主战派已至无能为力的地步，“偿胜于割”的说法，基本上是一种万般无奈，有意刁难以泄愤的态度，固可以理说服。因此，李鸿章先派他的重要幕客，翁同龢的门生于式枚，于二月初三谒翁长谈“津事”；初四日出其不意，亲往访翁，翁同龢是日记：

　　暮归，李相便衣见过，不能拒也，留饭，谈至戌正三刻始去。

　　戌正三刻即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初春在下午五点钟左右，即已入暮；李鸿章不速而至，长谈至少有三小时之久。

　　这是翁同龢与李鸿章，三十年来第一次思想上的沟通，除了国事以外，当然也要谈谈家常以及养生之道。下一天，李鸿章送了他一大批舶来品的牛肉汁。又下一天，翁同龢回拜李鸿章，也谈了两小时，据翁自记“谈及割地”，翁谓“台湾万无议及之理”。显示翁同龢已从原则上撤退。这一回李鸿章“突击”收获甚丰，除了赢得翁同龢的让步以外，他的自以为“老成谋国”而实际上与张之洞相去无几的“书生之见”，为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所澈底了解，以致两年之后，李鸿章得以引狼入室，而翁同龢无可匡救。

　　李鸿章于二月初八日出京，据翁同龢记：“是日李相请训单起”，而“上见李鸿章不过一刻，语极简，又独对，不与枢臣同见，可异也。”此亦有所讳饰，未能尽存真相。前一日诸王大臣会奏，请予李以割地议和之权，主要的理由是“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边徼当然不是指龙兴之地的东三省。李鸿章之“独对”，即为面论授权；实际上两宫同在，许李之语，出于太后。翁同龢晚年删改，不记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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