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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闱多故

　　很显然地，慈禧的威望，此时已遭到极大的挑战，庙堂如此，宫内更为尖锐。未几而有珍妃被黜之事。翁同龢十月廿九日记：

　　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降旨降为贵人等语。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座，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命即退，前后不及一刻也。回直房，余与莱山拟稿，似尚妥协。

　　记下又叙处置不法太监事：

　　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

　　“皆发”谓配发吉林；“西边”指陕甘。其中裕宽一案，与珍妃有关。据清人笔记，裕宽所营者为四川总督，先谋之李莲英，索贿过巨，不谐。裕宽为珍妃家亲戚，由太监高万枝媒介，珍妃为之乞请于帝。李莲英侦知其事，面奏慈禧；因召珍妃诘问，珍妃坦承此事，并谓：“上行下效，不是老佛爷开端，谁敢如此？”慈禧震怒，行家法杖责；先朝妃嫔及恭王之女大公主，环跪乞恩，因而决定与瑾妃并降为贵人。翁同龢、孙毓汶所拟的上论：

　　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汇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据此可知，慈禧先召德宗面询，确有其事；且降封为德宗所同意，慈禧谓枢臣：“皇帝意正尔。”亦非虚语。翁同龢次日记：“上语昨事，意极坦坦”，足见珍妃确有过失。翁同龢是日又记：

　　有弹济宁者（文学士）诋訾过当，上亦不甚怒也。见起语长，济宁辨语恳切，上云：“但尽心竭力，不汝责。”

　　文廷式弹劾孙毓汶，连翁同龢亦谓之“诋訾过当”，则其中必有意气之语。文廷式与盛伯羲交好，光绪十年恭王被逐的内幕，曾备闻之于盛伯羲，弹章中当亦论及；而论及此事，适中慈禧心病，因为当时是慈禧想用醇王，先逐恭王，其事由孙毓汶所策划，十年之间，国事至此，颐和园成而旅顺失；醇王殁而恭王复起，在慈禧是至为难堪痛心之事。乃文廷式只为其女弟子珍妃被黜，借弹孙毓汶以抒其积愤，疏中暗侵慈禧，致自种其被祸之因，且亦祸延珍妃及志锐，可谓不智。翁同龢十一月初二日记云：

　　午初三刻传太后见起，午正二刻入见于仪鸾殿，论兵事，斥李相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礼邸、兰公颇赞此论，次及言者杂沓，如昨论孙某，语涉狂诞（孙今日赴总署，不在列 ），事定当将此辈整顿。次及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为大是，遂定议退。

　　慈禧已公然提出警告，而仍有不畏祸的言官。翁同龢十一月初四日记：

　　封奏五件，高爕曾一件，指斥前日懿旨，谓枢不应惟阿取容，无所匡救。并有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云云。语多狂诞。午正，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首指高折，以为离间，必加辩驳，慈容艴然。诸臣再三劝解，臣谓明无弗照，圣无弗容。既调护于先，何必搜求于后，且军务倥偬，朝局嚣凌，宜以静摄之，毋为所动，圣意颇回。

　　高爕曾，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进士，为李鸿藻的门生。所指斥的，即根据翁同龢的建议，将高万枝交内务府扑杀的懿旨。十一月初二日又有一道懿旨，将珍妃之兄志锐，自热河撤回京当差。高爕曾借责枢臣以斥慈禧，过去从无如此大胆者，故“慈容艴然”。而翁同龢所论，虽为劝解，实亦为救高爕曾。

　　高爕曾的态度，为清议对慈禧高度不满已有表面化的反映，在慈禧除了愤怒以外，更加的是警惕。如果不抓紧权力，“帝党”将有使她更难堪的行动出现，而“后党”则多自危，深恐“帝党”得势，彼辈将遭黜，因而以慈禧为中心，愈趋于紧密，同时“后党”的领导者，亦正逐渐形成之中，此即是荣禄。

　　高爕曾是李鸿藻的门生，与翁同龢的关系颇深；但在后党看，其人显然是帝党。严格而言，正如唐朝的“牛李之争”，牛僧孺有党，李德裕无党，所谓“李党”是牛僧孺等加诸于政敌的一顶帽子，目的在为其党徒指明攻击的目标。彼时的后党、帝党亦然，后有党，帝无党，道理很简单，忠君为天经地义，无所谓党。帝党不过是后党为所有反对党制造的一个名词而已。

　　后党包括三大集团，一个是宦官集团；一个是醇王系统的神机营集团；再一个是北洋官僚集团。宦官集团自然以李莲英为首；神机营集团比较复杂，包括内务府及亲贵中的守旧派等等，此一集团起先并无固定的领导者，而且色彩亦并不太显明，自荣禄回京，并出任步军统领以后，很快地成为此一集团的首领，而且将此一集团造成为后党的核心。至于北洋官僚集团，可以盛宣怀为代表人物。

　　后党三大集团的宗旨是一样的，即是巩固慈禧的权力，以期在慈禧的庇护之下，消极方面维护私人既得利益；积极方面相机夺取政柄。至于手段方面，初步是以削弱翁同龢的影响力为主；此非后党不欲攻倒翁同龢，而是慈禧对翁同龢犹有两三分念旧之心，同时还存着能为己用的希望。

　　但在和战的问题上，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变成“为主战而主战”，实不能不谓之误国。

　　当时最痛苦的是李鸿章。好比一场赌局，明知输定了，而仍不能不悉索敝赋，凑赌注押在“死门”上。而且输光了还不能一走了之，犹须善后；他早已料定了，将来谈和仍旧是他的事。当时如非翁同龢的牵制；则上有慈禧太后作主，内有恭王及军机如孙毓汶、徐用仪支持，且外亦必有刘坤一、张之洞的默许，应该可以“少输当赢”，早就和得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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