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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种祸根

　　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原是个通满文的笔帖式，同治五年绩优议叙，升为主事，分发刑部。刚毅是书办的材料，熟悉例案；清朝的刑名，最讲究“例”，叫做“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但司官每不屑描意于此，以致书办得以舞文弄法。刚毅能在例案上下工夫，难得一见，因此当光绪元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时，对刚毅颇为赏识，派为“秋审处总办”；此差一共八员，主持“勾决”，权威甚重，是个优差。光绪五年补郎中，复以京察一等，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六年外放为广东潮嘉惠道，七年擢江西臬司，转直隶；未几调广东藩司，再调云南；十一年升任山西巡抚，十四年调江苏，十八年调广东，二十年特旨召来祝嘏，于九月间到京。

　　刚毅在仕途中，可说一帆风顺。他跟翁同龢的关系很深，亦颇得翁同龢的照拂，每次到京，必有几次长谈。翁同龢亦常为人写八行，在刚毅处有所关说，但从不受他馈赠。刚毅之入军机，为翁同龢所特保，因为翁认为他是“结实人”、“清廉明快”，想用他来整饬纪纲，不想后来他“整”了翁同龢。

　　刚毅的笑话甚多，大致“官场现形记”中形容念白字的笑话，都曾在他身上发生过，如称皋陶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陶”字且念作本音。狱囚瘐毙，辄改“瘐”为“瘦”。入军机后闹个大笑话，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内有“追奔逐北”一语，刚毅大为不满，责川督漫不经心，奏折中有错字，打算请旨申饬。请问其故，他说：“道‘追奔逐北’，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误，番夷奔逃，逐者捕获，追比他所劫汉人财物。如说是‘逐北’，莫非不会逐东、逐南、逐西，一定非向北不可？”

　　他的同事以及军机章京，都想笑而不敢笑；只有翁同龢是荐主，面子上挂不住，当时以略带申斥的语气，为他纠正谬误。据说刚毅后来不顾多年照拂之情，要攻倒翁同龢而后快，就因为有此一段无端结下的仇恨之故。

　　翁同龢复入军机之初，正当慈禧六十万寿“花衣期”开始之畤。所谓“花衣”为蟒袍之俗称，遇有大庆典，朝官够资格着蟒袍者，均须穿着，“前三后四”，包括庆典正日在内，一共七天，称为“花衣期”。

　　时事如此，而慈禧依然演剧庆贺，德宗颇不以为然。翁同龢十月初九日记：

　　未明见起，五刻退，语极长、极切、极细密也。午初二刻诣宁寿宫听戏，入坐六叩，谢皇太后御笔“久寿”一幅，大小荷包一对，即退，饭。饭罢出至方略馆小坐，遂至巡防处，两邸在焉。是日稍发议论，略办数事。上召对枢臣时垂论极急，并云不可早散。又云听戏三日，诸事延搁，尽可不到也。派出臣龢明日进午餐，李鸿藻晚膳，刚毅十一日早膳，费库平足纹一百二十两，另八两。

　　花衣期中，近臣排日进膳，以示孝敬；“折干”交内务府代办。故有费银一百二十两之记。“巡防处”则为督办军务办公之处。翌日为太后万寿正日，翁同龢记：

　　是日无封奏、无外折，巳初二毕，同诣皇极门外敬竢。王公在宁寿门阶下，皇上于慈宁门门外。巳初驾至，步行由西门入，升东阶，皇太后御皇极殿，先宣表，上捧表入宁寿门授内侍，退出门，率群臣三跪九叩，退换衣，巳正二刻入坐听戏，刻许遂退。

　　宁寿宫为高宗内禅后颐养之处，慈禧由慈宁宫移居于此，示人以太上皇训政的印象。是日大连告警，至半夜复有急电，翁同龢十一日记：

　　子正有叩门者，乃荣金吾送信，为之惊起，盖旅顺警电也，遂不寐。照常入，电报纷至，金州已失矣。巳正入座听戏，叩头毕即退，实坐不能安也。方略馆饭，再诣听戏处，适盘赏，乃谢赏，三叩而出。诣巡防处，见北洋丑刻电，南岭关已失，徐邦道败退，旅顺仅半月之粮，此绝证矣。仍发电令合肥速援，毋坐视。谈密事直至黄昏。

　　“荣金吾”谓荣禄。步军统领犹如汉朝执金吾，故以此相称。至所谓“密事”，则议和，翁同龢十二日记：

　　退后闻宁寿宫叫起，恭邸奏昨事，太后遍询臣等，臣对释疑忌则可，其他未可知，且偏重尤不可，盖速鸡不飞，亦默制之法。凡四刻乃退。是日恭奏对语颇杂，不得体，余不谓然。

　　此段日记，翁同龢晚年已加删改，语意暧昧，但知为谋和。翁同龢接前又记：

　　出至直房，孙徐拟密寄，自书之，不假章京手。待递下未初三刻矣，余携之赴督办处，两邸咸在，樵野亦来，当面交讫。申正余与邸语不洽，拂衣先归。

　　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是日“以金州失守，太后命张荫桓赴津晤李鸿章，商邀各国调停。”因此可知：

　　一、翁同龢之所谓“偏重尤不可”，指俄国而言。

　　二、孙、徐即军机中主和最力的孙毓汶、徐用仪。“拟密寄”，即下达李鸿章的“廷寄”。

　　三、“樵野亦来，当面交讫”，即以“廷寄”交张荫桓，携往天津面交李鸿章。

　　四、“与邸语不洽，拂衣先归”，自是因和战各持己见之故。此“邸”当指庆王。翁同龢对恭王颇为尊敬，且年龄亦相彷佛；即令“不洽”，不致有“拂衣”的过当举动。

　　张荫桓赴津晤李鸿章后，李有覆奏，主加意笼络俄、英、法，而且仍旧深信，“稍迟俄当有举动”。至于张荫桓何日回京，如何复命，翁同龢记而删去。惟十月十三日所记保存，实为史笔。记云：

　　言者请下罪己诏，上深韪之。

　　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着乎？讳则不诚，着则不可。宜省中留览，躬自刻责而已。”余所陈甚多，同官舌桥。

　　“土木”指颐和园，“宦官”指李莲英。“余所陈甚多，同官舌桥”，可以想象，翁同龢针对慈禧，大发了一顿牢骚。恭王殁后，翁同龢即被逐，实种因于此日。

　　其实李鸿章因奉有密旨，正式展开和议，先派洋员德璀琳赴日试探，而有一极荒唐的举动。翁同龢十月十六日记：

　　是日见合肥致两邸书，谓德璀琳请头品顶带，已权宜授之，可诧也。

　　李鸿章亟谋求和，且深知慈禧太后亦复如此，故悍然作此年羹尧所不敢作之事，自是有恃无恐。但手段实甚拙劣，如德璀琳果然有用，且有所要挟，不妨酬以重金，而不可假以名器；因为这一来无异向日本示弱。对付日本最宜避忌的一着，便是示弱，适足以启其得寸进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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