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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天津行

　　八月十八日是李鸿章平生最痛苦的一天，外则黄海大败，内则廷臣交诟。翁同龢是日记云：

　　辰初，上至书房，发看昨日三电；戌刻一电，则平壤告不能守，云敌高山架炮俯击，人马糜烂也。旋至枢曹会看事件，兰翁抗论，谓合肥有心贻误，南皮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间曰：“兰翁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乃定议两条：一严议；一撤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恭候择定。写奏片，寄谕叶志超，令与聂士成前后夹击，疏通后路，明发切责李鸿章。二道。午正一刻递，未初二刻发下，李鸿章处分用拔去花翎、褫黄马褂一道，遂散。

　　黄马褂无足为奇，三眼花翎则为殊荣，“中兴名臣”中惟李鸿章得膺此赏。《清史列传》本传：

　　（光绪）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慈禧皇太后御书“调鼎凝厘”匾额；“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山河锡大年”对联；“福寿”、“益寿”字；御笔“蟠桃图”；无量佛，带嗉貂褂诸珍物。……二十年皇太后六旬万寿，赏戴三眼花翎。

　　慈禧六十万寿恩典，颁于是年正月初。照定制，贝子以上始得戴三眼花翎；李鸿章封伯爵，则膺此懋赏，无异表示他的地位高于公爵。但拔去三眼花翎，羞辱犹不及褫去黄马褂，因为有战功始得蒙此赏，则褫夺黄马褂，即有否定其战功的意味在内。

　　海战大败的消息，翁同龢次日始知，为张荫桓所面告。其时翁同龢正在病中，发高烧、牙痛，得此恶讯，“益觉肝火上炎”，二十日遂未入直。二十一日记：

　　本定请假五日，昨莱山函云，上趣令出。时事如此，岂敢即安，遂撤不递。而自今日起通融两日，肴病势何如。樵野来长谈，以洋磅见商，不得不见也。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庆王请带兵赴九连城，而以沙克都林机布、桂祥为副，未知准否？志锐折未下。

　　庆王自请带兵赴九连城，防备日军渡鸭绿江，侵入“龙兴之地”，是联络蒙古藩部王公，及受恩深重的承恩公所表现的一种姿态。是日又有一条极重要的记事：

　　庆王、礼王并见慈圣起，此后连日如此。

　　这是慈禧在光绪朝第二次垂帘的开始：而翁同龢疾又大作，请假多日，德宗既无可以商酌之人，而枢庭、译署多承太后意旨，因而慈禧独断独行，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两佐军饷；六十万寿停办点景、经坛、戏台诸事；原定在颐和园受贺，改在宫中。此皆德宗所愿而不敢请者。

　　至八月廿八日，翁同龢销假即奉懿旨召见。先到书房，德宗示以两折，始知军机全班请辞，自然不准。另一折为南书房翰林李文田等，请起用恭王。翁同龢记与李鸿藻一起召见事云：

　　会李公同入，皇太后、皇上同坐。首言倭事，次言淮军不振，并粮械无继，种种贻误状。

　　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饬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

　　臣问何事？

　　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

　　臣对：“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等，始末无闻，乞别遣。”叩头辞者再，不允。

　　慈禧的意向是很明白的，准备联俄以谋和。但谋和则必须主战派同意，领导清议者翁同龢、李鸿藻，翁又较李得势，因此，派翁同龢与李鸿章会商此事，如有结果，则翁、李皆有安抚朝士之责。舆论不致过分情绪化，和议始可望有成。此为李鸿章与庆王商定的办法，而由慈禧出面主持。证据是慈禧面谕“喀使将回津”：俄驻华公使的行踪，总署亦未必知道，深宫太后何由得知？明明为李鸿章所透露。

　　以下有一段交换的话，注定了甲午之后悲惨的结局：

　　（慈禧）最后论曰：“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衂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

　　此谕态度已有改变，问“李某能设法否？”则为衔命与李鸿章去谋和。问“此后作何收束？”则纯粹是传旨；是和是战，要听了李鸿章的意见再议，并无损于翁同龢的立场，因而接下来的对话如此：

　　敬对曰：“若然，敢不承？”则又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

　　臣又对曰：“此节只有李某覆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

　　允之。

　　丧师辱国，种种贻误，而朝廷可“不治以罪”，则纪纲何存？因此，慈禧有“所言作为汝意”之谕；而又谓“从容询之”，仍是希望翁同龢能平心静气跟李鸿章谈出一条结束战争的路子来。因此翁同龢立即声明：只传述，不论断。同时再一次表明了反对议和的立场。

　　以下又记另一大事云：

　　既而与李公合词吁请派恭亲王差使，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

　　此“上”指德宗，非慈禧。请复起恭王，原为李文田的建议；德宗在书房先已示翁，如不以恭王复起为然，则翁李根本就不必“合词吁请”。于此可知“上执意不回”，是翁同龢所教，因为慈禧不喜恭王，所以德宗“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彷佛先意承志，以示孝顺，实际上是表示，他虽赞成复起恭王，但须得太后一言而定。“思出自上”的警惕，为以下事上之道。但慈禧此时仍旧希望用翁同龢，如果翁同龢肯听话，慈禧决不会再用恭王。此中之理，至为微妙，慈禧之保持沉驮，即是此时尚未能正确评估翁同龢到底是何态度之故。

　　翁同龢衔旨秘密赴津，经两日途程于九月初二上午面晤李鸿章，日记甚详：

　　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鸿章惶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

　　复责以水陆各军败衂情状，则唯唯而已。

　　余复曰：“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

　　则对曰：“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论议反复数百言，对如前。

　　李鸿章的态度是非常明白的，打下去非败不可，但“缓不济急，寡不敌众”八字虽“无可辞”，而责任亦不全在他一个人肩上。至“奉天兵实不足恃”，更与北洋无关。翁同龢犹思振作其气，反复论议，无奈李鸿章疲、软、滑三字俱全；朝廷倚为柱石干城者如此，翁同龢依然执持不和的主张，实不能辞书生误国之咎。

　　其时适有廷寄，谕李鸿章及翁同龢，谓闻喀希尼日内到津，李鸿章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翁，回京覆奏。朝廷仍望翁同龢能与李鸿章商略如何请国际斡旋谋和之意，殊为明显。因此，翁同龢首先以虚言恫吓，企圔使李不敢与喀希尼谈和。日记如此：

　　余曰：“出京时曾奉慈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喀使既有前说，亦不决绝。”令不必顾忌。据实回奏。

　　李云：“喀以病未来，其国参赞巴维福先来。云俄廷深恶倭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第闻中国议论参差，故竟中止。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托云云。”又云：“喀与外部侍郎不协，故喀无权。”

　　余曰：“回京必照此覆奏。余未到译署，此事未知利害所在，故不加论断。且俄连而英起，奈何？”

　　李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云云。

　　谈论到此结束。翁同龢当日启程回京。此行在翁一无所获，对李鸿章不能发生丝毫影响；反而无形中受到李鸿章的警告，巴维福所言，真假不可知，但藉巴维福之口，谓“闻中国议论参差，故竟中止”，隐然表示，如俄国人不肯任调人，以致和局不成，则翁同龢应负责任。这是翁同龢与李鸿章第一回正式打交道，翁非李之对手，彰彰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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