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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复主和的太后

　　然则主和的又是谁呢？李鸿章之外，另一个是慈禧太后，既主和又主战，立场矛盾，也就是这一矛盾的立场，才使得甲午之役，无一非错，错尽错绝。

　　分析慈禧当时的心态，最初主战是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六十万寿之前，希望能打一场胜仗，为庆典增加光采。

　　第二、海军经费移用于修颐和园，为通国皆知的事实，如果她不主战，会予人以慈禧太后深知“昆明湖换了渤海”，海军不堪一击，所以不敢主战。

　　由此可知慈禧的主战，根本是为了她个人的面子，出于轻率的乐观，而持强硬的态度。及至万寿期近，看战事非一时可了，会影响庆典的欢乐气氛，因而暗示可与日本谋和，但“不准有示弱语”。但此时的局势，无论在外在内，已非她所能控制了。

　　到得牙山兵败，日本大量增军，局势显得很严重时，她已无法改口；于是枢庭出现了彰明较着的主和派，一个是孙毓汶；一个是上年十一月许庚身病殁后，由“达拉密”升为军机大臣的徐用仪。此两人的主张，实际上即是慈禧的意旨。翁同龢七月十六日记：

　　照常入，上到书斋数语而退。到军机会商，李公（鸿藻）及福（锟）、崇（礼）、张（荫桓）皆至。北洋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递奏片叙俄事，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灭电旨一道。

　　对俄的态度，是在此次会议中所决定，递奏片说明会议结果后，由翁同龢拟电旨，饬北洋照办。但此态度是在“上到书斋数语而退”所决定。“俄不能拒，亦不可联”，为总署共同的见解，但由翁同龢面奏，变成他反对联俄，益使李鸿章认为翁同龢刻意仇视。翁同龢十八日记：

　　诣军机处，兰翁亦来（是日未会总署诸公），看折数件（曾广钧、周承元、钟德祥、王鹏运、易俊、余联沅、褚成博连衔折）。余谓曾折甚壮，欲用之，而同人谓海军两舰，岂其轻掷。遂止。

　　曾广钧前一日去看翁同龢，“与语大奇之”。次日曾广钧上折，即前一日与翁所语之事，大致为以海军两舰，突袭日军作自杀性的攻击。翁支持曾之奇计，不能谓之为纸上谈兵，如能实现，至少可以显示不惜同归于尽的斗志，日本大本营作决策时，不能无视此一事实。无奈李鸿章是决不肯这样做的。

　　所谓“同人”，当指孙毓汶、徐用仪。据翁同龢记当天会议情形，孙、徐二人不满“帝党”的态度，已颇显明：

　　是日办奏片，孙徐两公不肯动笔，令顾渔溪上堂写，余与李公亦相顾不发，良久凑成，写就即散，未及递也。

　　顾渔溪为军机章京。所谓“相顾不发”云云，可以想见和战两派之对立，已趋于表面化。至于孙徐不肯动笔的原因，翁同龢亦有记载：

　　昨志锐劾孙徐把持，折呈慈圣御览，奕劻面对七刻。今日上以原折示两公，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云云。

　　这段轻描淡写、不加评论的记载，透露了若干内幕：

　　一、孙毓汶、徐用仪秉承慈禧的意旨办事，故志锐之折，呈“慈圣御览”。而志锐劾孙徐把持，无异间接表示慈禧干预朝政，德宗虽“温语慰劳”但仍“戒饬改过”，亦无异认可志锐所言属实，肯定了孙徐有把持的事实；否则又何过可改？

　　二、慈禧以奕劻为耳目，召对至七刻，亦即一小时四十五分之久，当然是谈志锐及其妹珍妃的各种情形。四日以后，即有文德兴杖责发配之事。

　　两宫交恶，可说以是日为始。慈禧翦除帝党，由严惩文德兴开始，自远而近，自内而外，最后及于翁同龢。此种杀鸡骇猴的警告作用，为翁同龢充分了解，所以步步小心，而到头来终于不免，此亦半由天命，非关人力。

　　其时慈禧的处境，已有骑虎难下之势；李鸿章亦复如此，明知非败不可，仍不能不调兵遣将，请款购械，作战备之计。自七月初至八月初这一个月，在扰攘纷纭中，日本已完成了总动员的准备，于八月十四日起，发动全面攻击；结果是：

　　八月十六日：日本第一军指挥官山县有朋统辖第三、第五两师团，分四路攻平壤，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等阵亡，叶志超、卫汝贵败走。卫部溃不成军，死伤二千余人；战事两日即结束。

　　八月十八日：黄海大战，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大败丁汝昌于大东沟，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等五舰沉没，海战自中午开始，历时五个半小时结束，余舰退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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