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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妃

　　文廷式之超擢，为将大用的讯号，而出于珍妃的推荐，事亦无疑，是则珍妃已开始对国家用人发生影响力，积渐而成干预，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慈禧最清楚不过。此为珍妃遭忌之一端。

　　珍妃遭忌之另一端，为介入慈禧卖官鬻缺而引起的纠纷之中。此风大致起于光绪十五、六年，主其事者为李莲英。自海军捐例一开，仕途甚滥；实缺道员的出身往往不堪问，而即令出身不差，且有奥援者，欲补若干肥缺，亦非贿不行，尤以上海道为最。

　　曾国藩之婿聂缉椝，放上海道，文廷式恭维他“直上扶摇九万里”，自言讥其以九万金得此缺。聂缉椝的后任为鲁伯阳，行巨贿而得；至江宁禀到后，江督刘坤一知其来历，不令赴任，数月后借他事劾去。据说为谋此缺，鲁伯阳前后费至七十余万，而未能一日履任，愤而入山，出家作道士。此为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之事。

　　后半年，即文廷式超擢学士之时，又有玉铭其人，为内务府包衣，曾充库丁，后开木厂，发财以后，捐了个同知，为李莲英等辈，作索贿过付的勾当。二十年初夏，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庆典，进入密锣紧鼓的阶段，特放玉铭为四川盐茶道，实际上是要派到广州，至粤海关催索报效的款项及庆典进贡物件。一见邸钞，物论大哗，德宗召见后，奏对大不称旨，以不谙政事，开缺以同知候选。玉铭失官后，复归木厂，以太监之力，承办醇贤亲王祠工程，干没巨款，并盗卖醇王府古玩，事发命步军统领逮捕，玉铭遁入西山，披剃为僧。

　　玉铭之事，慈禧致疑珍妃作梗。传闻珍妃亦有卖缺之事，经手者即“奏事太监文德兴”，又名闻德兴；是年七月获严谴，翁同龢七月廿一日记：

　　奏事处中官文德兴者，揽权荐贿久矣。昨打四十，发打牲乌喇，盖慈圣所定也。闻有私看封奏、干预政事语。

　　处置文德兴，未见明发上谕。以翁同龢所记语气而论，文德兴确有揽权及经手贿赂等情事；而慈禧则谓其“私看封奏、干预政事”，以太后之尊，欲罚一太监，无所不可，不必饰词相诬。是则文德兴两罪皆有，而珍妃脱不得干系。

　　文德与与文廷式有交往，当是事实。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文廷式获罪，文德兴亦不免。是月十七日上谕：

　　御史杨崇伊奏，词臣不孚众望，请立予罢黜一折，据称：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入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等语，文廷式与内监往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且该员于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谨慎，已可概见。文廷式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此系从轻办理。在廷臣工务当共知儆戒，毋得自蹈愆尤。

　　杨崇伊为翁同龢的小同乡及门生，与文廷式同门而操戈者，因为他是李鸿章的姻亲，其子杨圻字云史，娶李伯行之女国燕。杨崇伊之劾文廷式，乃出于李鸿章父子之授意。

　　文德兴之被戮，未见明发。翁同龢是月二十日记：

　　闻去年发龙江之太监王有、闻得兴均就地正法，闻即前日杨折所云文姓者也。

　　文德兴系发往“打牲乌拉”，其地在吉林城北七十里，混同江之东。谓“发龙江”系误记。翁同龢是月十七日记，明言文廷式之获谴，乃慈禧所谕。日记中又云：

　　闻昨日有内监寇万才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杨弹文内与内监结为兄弟，又主使安维峻，安发谴，敛银万余送行。

　　杨崇伊劾及安维峻，是为李家父子报复的明证。“寇万才”应为寇连材。《清朝野史大观》，记寇连材之事凡三条，可信者一条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杀奏事处太监寇连材为菜市，太监有兄在琉璃厂松竹斋为伙，有询其故，寇曰：“余弟违例上奏，条陈十事，请止演戏，请废颐和园，请还宫事事，请免修铁路，请革李鸿章职，请续修战备与日本战：不伦不类者十条。”奏上，慈禧疑有指使，嗣见其文理不通，且多别体字，乃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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