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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士

说翁同龢从未受康有为的影响，此为过分袒翁的话。但自光绪二十三年年底起，至下“国是诏”那段短时期内，由于两个人的缘故，翁同龢不能不受康有为的影响，这两个人是：德宗和张荫桓。 　　甲午战争以前，有一个性情、行事近乎康有为的人，对翁同龢确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此人即为文廷式，但亦是由于德宗的缘故。德宗则是徇珍妃之请，授意翁同龢提携文廷式。若谓文廷式受翁同龢的赏识，竟以非常的手段“力拔”，犹是皮相之论。而当时大致都持此看法，如郭则澐在“十朝诗乘”中云： 　　文芸阁学士以第二人及第，廷对卷“闾阎”误“闾面”，当加黄签，而翁文恭力拔之，经御史刘纶襄论劾读卷大臣，俱罚俸。迨大考翰詹，文恭复与覆阅，其日记云：“礼邸，孙莱山传旨细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勿动外，余均可动。奏事太监传旨亦然。”其预定第一者即芸阁卷也。 　　翰詹大考不定期举行，凡翰林院、詹事府四品以下的翰林均与考，试赋、论、诗各一，等第高下分五等，一等少则三名，多则五名，立加超擢；二等前列量升一阶，或赏给文绮；三等后列降等录用或罚俸；四等降调休致；不入等革职。光绪二十年三月廿六日大考，赋题：“水火金谷土木。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为韵”；论题：“书贞观政要于屏风”；诗题：“杨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韵。”实到二百零八人，阅大考卷，本无翁同龢；廿八日始奉旨覆看大考卷。翁同龢是日记： 　　寅正至朝房，始知奉派覆看大考卷，张之万、徐相及臣龢也。至南斋，则两公先在，发下卷二百零八本；有顷礼邸，孙毓汶传旨（云云）。有顷，奏事太监文德兴传旨如前，并云在上书房当差者，可酌提前。自卯初迄申正，阅过半遂出，以卷交上。不敢宿于外，遂至成均朝房，荫翁亦在吏部公所。 　　因卷多人少，奉旨可分两日阅，故翁、徐均宿于禁中，亦即宋朝锁院之意。 　　三月廿九日翁同龢又记： 　　黎明起，卯正一刻至朝房，两公已入。有顷，卷交下，军机再来传旨如前，而文监亦来传，云“有疵之卷，可置不列等”。余对云：“故事惟不完卷者不列等，此次皆完，无可置也。”交下四等二卷，上手书黄签，订至字二。 　　阅至巳正粗毕，请荫老写奏片清单讫，遵旨改定三卷，拟改后者二卷，拟改前者一卷，三等末廿名重排定。未初递上，二刻许发下，于清单拟改前者，上朱笔批：“着即列入一等末。”正折传旨依议，遂与青老定三等后数十名 （皆脱字、出韵、涂改者），请军机章京二人写名单、名册、签重粘一遍，余一手经理。申正二刻始毕，递上。 　　全单到四月初八日揭晚，大考一等原为五名，增入一名：“第一不动”者即文廷式，与第二、第三名皆升侍讲学士；第四、第五名升侍读；第六名升侍讲；二等前二名升侍讲，至二十名止，升詹事府中允或赞善。三等五十名外，开坊者多降一、二级用；四等一名罚俸四年，一名降内阁中书。 　　文廷式误闾阎为闾面，而竟得鼎甲，颇滋物议。这一回大考，德宗以珍妃之请，欲超擢文廷式，不便再授意翁同龢徇情，故特由军机传旨，“第一不动”，此为德宗爱护师傅清望的苦心。 　　至于文廷式，光绪十六年以榜眼授职编修，十八年亦仍须经散馆试，名次不高，则仍为编修。翰林院定制，除修撰一职，特为状元而设外，其余编检皆为七品；再上侍讲、侍读初制六品，本可循资而升，乃雍正三年改为五品，品秩与编检脱节，因此，以詹事府左右春坊的正六品中允、从六品赞善为转阶，名为“开坊”，升至五品较易，而由五品升四品则甚难，因翰林官以汉缺言，只得七缺，即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三人，詹事府少詹一人，此外尚有一缺为国子监祭酒，但此为“四品京堂”，不应列入翰林缺分计算。故翰林开坊至五品，有二、三十年不升者，乃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谣。文廷式由正七品编修，超擢从四品侍讲学士，为连升五级，越过“开坊”后五品沉滞一关，颇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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